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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更为古老的超级语系，例如诺斯特拉语系、印第安语系、欧亚语系（更不用说原世界语），它们仍然不被多数语言学家所认可。同样，人类遗传学家路卡·卡瓦利-斯福扎所提出的观点，即基因族谱和语言谱系的重叠性，也遭受了学界的冷落。对于庞大的种群和族群来说，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使用闪语、班图语和欧洲语言的非洲人。但通常情况下，它与事实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是，语言和基因不同，它并不总是由父到子、至上而下地纵向传承，而是常常会发生横向传递：从征服者传向被征服者，从本地人传向外来者，从上等人传向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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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遗传学家亚历克·奈特（Alec Knight）和乔安娜·马恩特恩（Joanna Mountain）发表了一个有关原世界语的惊人论断：第一批现代人所说的母语是一种吸气语（click language）。虽然大多数语言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但他们的观点也并非胡乱猜测，而是基于以下四个观察结果：第一，非洲两大主要吸气语（坦桑尼亚的哈德扎人和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上没有亲缘关系，也就是说，这两种语言早在10 000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第二，哈德扎人和桑人在基因上也相隔遥远。第三，哈德扎人和桑人都拥有一定水平的遗传多样性，这表明他们是人类始祖的两支直系后裔。第四，语言学家发现，拥有吸气音的语言常常会丢失吸气音，而没有吸气音的语言却绝不会产生出吸气音。因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大约生活于10万年前的第一批现代人说的是带有吸气音的语言，这些吸气音在哈德扎人和桑人的语言中保留了下来，而在其他后裔的语言中都逐渐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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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语言的消亡仍然是语言学界的一大忧虑。目前有两个组织专门负责支持和保存濒危语言，它们是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网址www.ogmios.org/home.htm）和濒危语言基金（Endangered Language Fund，网址www.endangeredlanguage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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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孩子天生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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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罗伯特·格林科夫（Roberta Golinkoff）和凯西·赫什-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的《婴儿如何说话》（How Babies Talk）一书对婴儿如何开口说话做了很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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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关年轻人的大脑在语言学习和创造上比老年人的大脑更为优越的证据可谓层出不穷。而且有证据表明，掌握口音的能力在两岁之后就开始逐渐衰退。根据神经影像学的研究结果，在第二语言的习得上，儿童大脑的处理方式与成人大脑不同。前者处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区域完全重叠，而后者则是由两个相邻区域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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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目前还很难证明语言习得存在一个专门的“关键期”。语言学家大卫·伯德桑（David Birdsong）认为，人们只是因为年纪越大而变得越糟：30岁的成年人比不过20岁的小伙子，20岁的小伙子比不过十几岁的青少年，十几岁的青少年比不过五六岁的小孩子。伯德桑认同本章里提到的一个假设：年龄对语言的影响是衰老过程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因为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的背景、动机有着很大差异，它们会对语言学习的年龄变化曲线造成各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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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年龄对第一语言的影响可能比第二语言更加明显。心理学家早就怀疑，借助第一语言这根拐杖，成人可以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因为他们可以将二者进行对照，了解其中的区别。瑞秋·梅伯里（Rachel Mayberry）对此做了精巧的研究，并证明了这个观点，只是她的研究公布得稍晚了一些，我没能把它写进这本书。她发现，在美国手语的学习上，将它作为第一语言的先天成年失聪者，比将它作为第二语言的成年失聪者（因为事故或疾病而丧失听力）要差得多。当然，从小就学习美国手语的先天成年失聪者的表现是最优异的。这表明，成人在语言习得上比儿童要差很多，但这种差异被一个事实所掩盖：大多数成人所学的都是第二语言，而非第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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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牵扯到美国教育政策的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可能比“阅读大战”还要激烈。直到最近，美国的许多州都在实施一种古怪的双语教育：移民的孩子接受的都是母语（通常是西班牙语）教育，而英语只是逐步引入课堂，而且要等到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才全面介入。许多学者支持这种教育体系（部分是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这样是在支持少数族裔和移民），尽管许多移民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而且缺少足够数据显示这一教育体系对孩子有所帮助。此外，这一体系的基本假设是年纪大的孩子在语言习得上要强于年纪小的孩子。罗恩·恩兹（Ron Unz）是主张废除这一教育体系的急先锋，他指出，这种教育理念就像是“让石头从下往上，掉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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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语言器官和语法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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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因革命外，和语言关系最大的科学发展表现在大脑的影像分析，特别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磁图上。尽管语言区域的总体景观变得更加复杂，但经典的语言区域通常都可以借助这些手段清晰地找到。一个比较接近全貌的例子就是下页这张大脑语言区影像图，它是我和我以前的学生奈德·沙辛（Ned Sahin）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扫描影像。在实验中，我们让被试观看屏幕上的单词，并要求他们默念这些单词，或者在心中将这些单词转换成复数形式或者过去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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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对这张左脑图像进行了“膨胀”处理，因此脑沟（大脑沟裂）看上去就像一片片暗灰色的斑块。图像上的亮点表示血流量增加的部位。你可以看到，这些发亮的部位和我在本章中基于当时数据（依靠解剖和断层扫描）所绘制的语言区域图十分吻合。在大脑的底部后端（图片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初级视觉皮层。位于它左侧的是一个新发现的区域，名为“视觉词形区”，它负责检测单词的形状。它的附近就是韦尼克区，也就是负责识别单词的区域。额叶中部的那片光亮区（图片左侧）包括布洛卡区（负责语法计算）和某些控制嘴部运动的区域。在这片光亮区中，有一部分向下延伸到额叶之下的大型脑沟（即脑岛）中，它可能与发音设计有关（即便我们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开口说话，因为头部运动有可能会对大脑的语言图像形成干扰）。在大脑后部的顶叶上方（图片右侧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片发亮的活跃区域，它正好位于一条横向延伸的脑沟之上，这片区域反映的是人们对光学显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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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过去10年里，有关语言的神经影像数据只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粗糙、笼统的地图，而没有绘制出一幅清晰明确的区域分布图，指明每个部位所负责的具体工作。不过，还是有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试图厘清这混乱的局面。彼特·哈古特（Peter Hagoort）认为，左脑下额叶（图片左侧的大片光亮区，包含布洛卡区在内）负责将各种语言知识（单词、规则、声音、结构）联结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清晰连贯、语义明确的句子。哈古特指出，在这片区域中，前部下端主要负责意义的处理，后部上端主要负责语音和发音，中部则主要负责处理语法。大卫·坡佩尔（David Poeppel）和格雷格·希科克（Greg Hickok）提出了另一种见解，不过他们关注的是语义理解。他们认为，单词的理解开始于韦尼克区的周围区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前下方延伸，进入颞叶（图片底部的长形叶片），与意义连接；另一路向上延伸，然后向前进入额叶，与发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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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完全是用假设的方式描述大脑神经回路在子宫内的发育情况，而在过去10年的生物学研究中，这一领域同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以前的学生盖瑞·马库斯（Gary Marcus）写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心智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ind）。他在书中解释了胚胎大脑发育的基本科学知识，并对基因和早期神经活动究竟如何铺设语言和认知回路进行了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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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类语言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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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撰写《语言本能》的时候，语言进化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而现在它已经成为许多著作、会议和研究项目的中心议题。最近有一部论文集出版，书名是《语言进化：最新研究进展》（Language Evolution: States of the Art）。该论文集收录的都是一些重要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也包括我的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就像我在这一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语言是对“认识生境”（cognitive niche）的一种适应。在这个生境中，人们通过语言来协商合作，分享知识。这一蓬勃发展的领域甚至成为一部最新出版的科普书籍的主题，它的作者是新闻记者克莉丝汀·肯尼利（Christine Kenn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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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新进展来自基因革命。一批和语言相关的基因或基因座已经被识别出来，这证明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基因现象，而非源自某次幸运的基因突变。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些新技术可以对遗传变异进行分析，将那些基于自然选择的基因变化和随机发生的基因变化区分开来。其中一个方法是看影响蛋白生成（对自然选择来说是可见的）的核苷酸变化是否比没有用处的变化要多，否则就是随机的进化噪音；另一个方法是看一个基因在同一物种内的差异是否比它在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要小。结果证明，不但基因FOXP2带有自然选择的印记，其他一些基因也是如此，这些基因牵涉到人类（但在黑猩猩身上没有体现）的听觉处理，这很可能是为了满足理解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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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计算机进化语言学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事业。我的同事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已经开发出一些数学模型，并由此证明了人们的一个直觉判断：语言的一些基本设计特征能够为拥有智慧的社会个体提供选择有利性。这些特征包括能够表达复杂意义的句法规则，以及所谓的模式二重性，即由音素构成单词，由单词构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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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上，休·萨维奇·伦堡宣称自己相信“坎齐”（她所训练的倭黑猩猩）有朝一日会登台发表演讲。我们仍然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虽然我认为与撰写《语言本能》之时比起来，“坎齐”和其他倭黑猩猩在理解和使用单词方面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它们组织单词的能力仍然处于低级水平。事实上，反倒是一些在亲缘关系上距离我们更加遥远的动物在交流沟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所有动物中，鹦鹉最善于学习带有句法和语义的人工语言，八哥最善于发出具有递归结构的信号，鸟类和海豚是最好的语音模仿者，而在理解人类意图方面，黑猩猩又比不过人类最好的朋友：家犬。这种情形印证了我的观点：在“动物”中寻找语言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仿佛进化是一个分成不同等级的梯形平台，人类位于平台的顶端，而黑猩猩位居其次。实际上，各种动物都散居于进化之树的不同位置，它们为了适应自身的生态环境而进化出各种有用的认知能力和交流能力。人类仍然是唯一进化出语言的物种，这种带有组合性句法和语义的交流系统完全符合我们独特的认知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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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乔姆斯基和比较心理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特库姆塞·菲奇（Tecumseh Fitch）合著了一篇论文，这是一次不太常见的合作。这篇论文试图打破语言学和动物行为研究之间的藩篱。作者将语言官能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语言官能是指与说话和理解相关的所有能力（包括概念、记忆、听力、计划和发声），狭义的语言官能则为人类语言所独有。他们认为，广义语言官能中的许多能力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狭义语言官能则专指句法的递归性。我已经说过，我和雷·杰肯道夫对此深表怀疑，并在《认知》杂志上和他们展开了一场辩论，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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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语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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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一章是本书中引起最大关注的部分。许多读者认为我全然反对提倡标准语法和良好文风，有些人则把我看成是20世纪60年代“我行我素”（doing your own thing）精神的拥护者、追求随心所欲，放纵不羁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以一个极端的语言放任者的形象，出现在大卫·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中。事实上，我在这一章里只是将任何一位英语史研究者很容易发现的问题公之于众：许多规定性规则纯粹是无稽之谈，与逻辑、文风、清晰度或文学先例毫无关系，尽管它们常常被当作金科玉律供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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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行文诙谐起来，我在书中对理查德·莱德勒和威廉·萨菲尔这两位睿智的作家多有冒犯，对此我很是过意不去，尤其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摘录了这一章的内容，并附加了一个标题和采访，其中暗含了对萨菲尔的无端嘲讽。一年后，我遇见了萨菲尔，他对此表现得十分大度，此后他还偶尔就他的专栏文章向我征求意见。但约翰·西蒙（John Simon）却截然相反，他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上说我是在为自己缺少教养的父母所说的拙劣语法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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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章里呼吁语言专家应该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这一呼吁得到了简·弗里曼（Jan Freeman）的响应。她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开辟了一个名为《说词解字》的专栏，里面的文章见解深刻，洞见迭出。另外我还呼吁语言学家走出象牙塔，向普通大众介绍文法和语用知识，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杰弗里·普勒姆和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的响应，他们在网上开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博客，名为“语言日志”。杰弗里·纳恩伯格、约翰·麦克沃特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有时也会在上面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