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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字的最古文物，在类型上有许多地方同古埃及的文物相近。但同时苏美尔古文物有自己的特点：形成纯表词文字的时间比较早，而文字中出现表音成分的时间却比较晚。正如下面说到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决定于原始苏美尔文字的特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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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人说的是黏着型的孤立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他们移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代初期或中期。通常把苏美尔-阿卡德文化的远古文物分为三个时期——包括几乎全部公元前4000年代和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根据发现文物的城市名称）分为（1）埃尔奥别依德时期，（2）乌鲁克时期，（3）詹姆迪特纳斯尔时期。每一个时期又分成几个分期，用顺序数字表示；分期的时间越早，数字则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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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最古老的文字文物是在乌鲁克城的早期地层中发现的；这些文物属于公元前4000年代下半期，即推测苏美尔人移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以及随后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小的奴隶制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的中心是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爱里都、拉格什、拉尔沙等城市——第21图）的时间。德国最著名的苏美尔学家A．Falken-stein(40)把苏美尔最古老的铭文归到乌鲁克时期的第四分期（公元前3200—前3100）；苏联的亚述学家И．M．季亚康诺夫(41)把自己发表的石板上刻的苏美尔铭文（第22图）划定的时间更早——乌鲁克时期的第五分期（公元前3400—前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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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图 古代前亚细亚和小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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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图 刻在石板上的苏美尔最古老的铭文。表词字的意义是：王冠、vulva、手、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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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A．Falkenstein和И．M．季亚康诺夫的看法，古老的苏美尔铭文中见到的符号（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表示整个一组画的复杂符号（第23图，a）。这样的符号知道的不多；这些符号从乌鲁克第三分期开始就消失了。第二类（第23图，б）是表示单个实物和动物的真实而详细的图形。这些符号的数目要多得多；根据A．Falkenstein的意见，这些符号用来表示少见的实物和动物，尤其是那些为便于识别而要求更加详细画出的实物和动物（如野兽的头部）。这类符号存在的时间比第一类符号要长久得多，一直到詹姆迪特纳斯尔时期的最晚层（公元前3000年代前半期）；但是这类符号逐渐越来越简化或者由更简单的符号组合所代替（例如，“野牛”的符号被“家牛”的符号和“山”的符号组合所代替）。第三类符号是最简单的图示符号（第23图，в）。这些符号在乌鲁克时期的第四分期的符号中占多数；后来，它们把第一类符号，然后是第二类符号统统排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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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图 古苏美尔（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层）书写符号的各种不同类型（据И．М．季亚康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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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复杂的组画；б——单个的写实图画符号；в——单个的图画图示性符号［女阴（vulva）、绵羊、公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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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的铭文中所有的符号都保留着图画形式，只是细节的程度不同，或者相反，图示的程度不同，但是应该把这些铭文看成（不同于古老的埃及铭文的）表词文字的文物，而不是图画文字的文物。这可以从如下的事实看出：这些符号并不组成表达完整信息的统一的组画，而是一个个分别画出的，画法上彼此没有联系的图形，每一个图形表示一个单词。(42)A．Falkenstein曾经指出过这种现象，不过他用了“Wortschrift”（“词的文字”）这个类似的术语代替“лoгoгpaфия”（表词文字）这一术语。A．Falkenstein写道：“虽然对第四分期铭文文句的认识极不充分，但就此可以认定，这一时期的文字是‘Wortschrift’，即每个符号或一组符号相当于一个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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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M．季亚康诺夫维护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每个分开写的要素相当于一定的概念或者一个词”(44)，同时他还指出乌鲁克第四分期铭文具有下列最重要的特点：第一，在第四分期的文字中，符号并不表示构成信息的所有的词，而只表示最重要的，似乎是关键性的、了解铭文表达信息所需要的词。第二，每个符号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相近的词（如“走”和“步行”），以及表示词的各种不同的语法形式（如“走”和“我走”）。第三，铭文中符号的排列顺序是偶然的（第24图）；与发达的表词文字不同，符号的排列位置并不反映铭文表达的信息中的词序。第四，第四分期铭文中甚至缺少萌芽状态的表音要素。И．M．季亚康诺夫根据古老的苏美尔文字的这些特点，依据国外著作，特别是一些德国人（A．Falkenstein，G．Shefer，H．Jensen等）的著作中流行的把“词的文字”（Wortschrift）同“表意文字”（Ideenschrift）对立起来的做法，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古苏美尔文字不表达语言，也不表达言语，而仅仅表达言语的“思维的综合”，“概念的内涵”(45)，И．M．季亚康诺夫更明确地说：“因此，古老的苏美尔文字同图画文字没有原则区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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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概念”同“词”，“思维”同“语言”如此尖锐的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对立意味着可以在原始文字中反映语言中没有形成的“纯思维”。必须从图画符号表达什么语言要素（整个信息）和表词字表达什么要素（词还是词的实义部分）的角度，而不是从“思维”——“语言”或者“概念”——“词”的角度来划清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表词文字）之间的界线。从这一观点出发，古苏美尔文字应该看作表词文字；因为，照И．M．季亚康诺夫本人的看法，这种文字的每个符号“相当于一定的概念或者词”(47)。至于古苏美尔文字表达的不是信息中所有的词，而只是最重要的词，这种文字不是经常反映词的排列顺序，这些特点并不动摇它的表词文字的基础（符号等于词）；这些特点仅仅是证明这个基础发展得还不够充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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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指出的，古老的苏美尔铭文在时间上几乎和推测的苏美尔人移居两河流域同时发生（公元前4000年代初期或中期）。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苏美尔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前表词文字阶段），在苏美尔人迁移之前就已于美索不达米亚出现。(48)例如，J．Février指出，古苏美尔文字中使用的图形准确地再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景观和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他接着写道：“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这‘词的文字’更早的、更加古老的‘综合’文字的遗迹，这样一来，那就只得假定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了。如果考虑到苏美尔人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大概是与文字出现同时，那么这个谜也就解开了；无疑，他们随身带来了‘词的文字’的原则，但同时根据当地某些特点，根据当时生产技术进步程度和艺术鉴赏力，丰富了或者改变了符号的种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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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美尔文字的前表词文字阶段在苏美尔人移居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就存在的假说是有道理的。它很好地说明了美索不达米亚不存在纯图画文字文物的原因；乌鲁克时期的第四和第五分期的铭文中存在个别残余的图画文字成分（第23图，a）也证实了这个假说。但是，即使接受这一假说也有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苏美尔人（与古埃及文字相比）比较快地过渡到纯表词文字，即由分开书写、结构上彼此没有联系的图形符号所组成的文字（通常每个符号表示单个的完整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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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词字的符号从图画文字中如此早的分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古老苏美尔铭文的特殊内容。与古埃及国家历史的文物和宗教祭祀文物不同(50)，古老苏美尔铭文通常具有生产计算的内容。几乎所有这些铭文都按照数目字加上计算物的格式（第24图）来表现。这样的格式特别便于把图画文字分解为单个的表词字——指明数量的数目字，加上指明计算实物的图画表词字。正如第四章第12节所分析的，古老苏美尔铭文的这种内容事先决定了苏美尔文字中比较（也与埃及文字相比）晚地出现表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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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图 古苏美尔生产核计的铭文，有十进位和六十进位的数目字标志，词序是任意的（据И．М．季亚康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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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4（60＋10＋4）只黑绵羊；б——408（60的6倍＋10的4倍＋8）只黑绵羊；в——132（60的2倍＋10的1倍＋2）只黑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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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美尔文字表词字成分的发展——参阅第四章第11—13节；关于它的音节成分的发展——参阅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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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汉文字发展最初阶段的实际材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