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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ber利用这样的方法，把铭文中由相同图画象形字伴随的并由相同的线形符号（除词末符号外）组成的词分了出来；结果A．Cober便能够把克里特词的不变化的词根部分同变化的语法词尾加以分开。A．Cober根据位于铭文左边的图画定义符号（如根据“男孩”或“女孩”的象形字），又确定了哪些词尾用来表示阳性和阴性，根据数字符号，确定了这些词尾中哪些表示单数，哪些表示复数。结果，A．Cober断定音节文字Б重现屈折型的语言。由于A．Cober在把她发现的线形文字Б表达的词的语法形式（尤其是格的形式）同其他屈折语的词的相应形式加以比较，所以她能够在一个特殊的“坐标格”中把文字Б的许多音节符号加以分类；在这个坐标格的每一纵行中摆上有相同元音的符号，而每一横行中则摆上带相同辅音的符号（但是，这些辅音和元音的具体音值没有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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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文字Б的符号“坐标格”由M．Ventris加以补充和发展（第53图）。同时M．Ventris试图给文字Б的音节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尤其是给用来表示格的词尾符号，以及表示古克里特的城市——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阿姆尼索斯等——名称的符号赋予具体的音值。M．Vemris在分析符号音值的各种不同变体的时候确信，其中一种变体的克里特城名称读音非常接近于它们用希腊语的发音，而格的词尾与古希腊语的格的词尾非常近似。这一发现使得M．Ventris在1952年承认文字Б的语言不是伊特拉斯坎语，而是远古形式的希腊语。M．Ventris利用他所发现的文字Б一系列符号的音节意义并把这些音节意义置入其他词中，结果他在语言学家J．Chadwick的参与下释读了文字Б的几乎所有的符号，并且正确地释读了许多铭文。M．Ventris和J．Chadwick的释读又为1953年在皮洛斯城发现的一块泥版所证实。在这块泥版中描写了用文字Б的符号表达的各种不同器皿，同时还附有这些器皿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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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图 M．Ventris的坐标格，这是他在解读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时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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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M．Ventris，J．Chadwick(38)以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从而确定了如下事实：文字Б利用约50个图画表词字（包括数字符号）和88个音节符号（第52图）；其中8个表示单个的元音（u，i，o，a，a2，ä，e，e2），其余80个表示辅音＋元音的音组。文字Б中的词末辅音不表示出来，而邻接的辅音用相应（在其辅音方面）的音节符号表示；例如，皮洛斯这一城名写成pu-lo，克诺索斯这一城名写成ko-no-so，阿姆尼索斯写成a-mi-niso；浊辅音、清辅音和送气音（如d，t，th），以及响声辅音r，l都没有差别。通常这种文字的写法是从左到右；词与词之间用竖线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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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线形文字A的任务也提到日程上了。许多学者（其中有保加利亚的B．格奥尔基耶夫、意大利的E．Perucci、英国的L．Palymer、美国的S．Gordon和S．Davies）正从事释读这一文字的研究工作。释读线形文字A的难点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铭文的数量少，简短(39)；希腊以前（“米诺斯”）的克里特居民的语言不为人所知；缺少双语言的铭文。只是在1963年S．Gordon才发表了在德列罗斯发现的希腊-“米诺斯”的五行两种语言并用的铭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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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研究人员（E．Perucci、L．Palymer、B．格奥尔基耶夫、A．Hoybek等）认为线形文字A的语言是印欧语，而且许多研究者把这种语言归属于赫梯语支。此外尚有一种理论（S．Gordon，S．Davies），认为线形文字A的语言有闪米特语的性质。根据S．Gordon的看法，这可由德列罗斯发现的双语铭文的释读所证实。但是很难推断出，闪米特人在其语言的词根词干是辅音结构的情况下会创制音节文字，更何况是浊辅音、清辅音以及声响辅音r、l不分的这样一种文字。所以不能不同意C．Я．卢里耶和И．Д．阿穆辛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文字A也用来表达闪米特语，那么它就不是闪米特人创造的。B．格奥尔基耶夫最初推测，文字A表达古老的希腊语；在最近的著作中他得出结论，认为文字A是用两种语言来记录的。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41)，在克里特岛东部和中部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的铭文，是用接近赫梯-努比亚语和伊特拉斯坎语的语言写成的；在亚基亚-特里亚达发现的并注明时间（公元前15世纪）的泥版，是用希腊方言写成的，这种方言不同于线形文字Б的亚该亚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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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字A释读的难点外，还存在四种应该有助于释读它的情况。第一，许多米诺斯的词的意义可以依据与这些词连用的图画象形字来确定。第二，单个的米诺斯词（城市名称、神的名字等）无疑属于亚该亚希腊人的语言，因而这些词依据文字Б也是知道的。第三，文字A和文字Б的大部分符号（约50个）的形式几乎是一致的。第四，A、Б两种文字在形式上一致的符号的音节意义，大概也是相同的。虽然亚该亚希腊人向“米诺斯人”借用了文字，但几乎不用这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因为用它表达希腊语很不确切。因此可以假定，亚该亚人几乎没有改变“米诺斯”符号的音节意义。这一假设可由下述事实来证实：如果使文字A的符号具有M．Ventris为文字Б所规定的音节意义，那么文字A的铭文中，许多同文字Б的铭文中见到的词相一致（除词尾外）的词，便可以释读出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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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岛发现的文物古迹中，“法埃斯特的圆盘”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圆盘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是1908年在法埃斯特宫的一间偏厢房内发现的，旁边还有一块用线形文字A写成的泥版。这个圆盘是用克里特岛以外的黏土制成的。圆盘的两面刻有241个图画符号。这些符号用线条分隔成61组，大概是分成一个个的词（第54图）。不同符号的总数是45个。这个数目和用线条限定的每格的符号数目（平均约四个）使得圆盘符号具有音节性质是十分可能的。在四个格子内末尾的符号是修改过的；这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法埃斯特圆盘的词具有语法上有变化的词尾(43)。迄今为止，此圆盘的文字还没有释读出来。A．Evans根据圆盘上广泛表现的军事内容的图画符号（头盔、棒槌等）认为，圆盘的文句是一支宗教祭祀的凯歌；但是，如果认为圆盘的符号是音节符号，那么A．Evans的假设便毫无根据了。圆盘的来源也不清楚；根据对制作圆盘的黏土和上面所用图像进行的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圆盘不是在克里特岛上制造的(44)。相同符号形状的完全一致表明，它们是用早先制出的戳子压印出来的。这样一来，法埃斯特圆盘就是最古老的印章文物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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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图 法埃斯特的圆盘（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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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音节型的“塞浦路斯文字”；塞浦路斯文字的文物属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所谓“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大概是介于克里特文字和塞浦路斯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一文字的文物也是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6—前8世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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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文字已知共有55个符号：其中5个表示孤立的元音，其余50个表示辅音＋元音的音组（第55图）。塞浦路斯文字最古老的文献大概是用希腊以前的塞浦路斯岛居民的语言写成的（大概是“克里特-米诺斯”语）；绝大多数铭文是用塞浦路斯岛的希腊征服者的语言写成的。塞浦路斯文字的符号，也正如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符号一样，只表示开音节，而且不区分带浊辅音、清辅音和送气音的音节；这一情况证实，塞浦路斯文字也正如克里特文字一样，最初是用来表示希腊以前的塞浦路斯居民的语言的。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J．Smith，德国学者I．Brandis和M．Schmidt释读出了塞浦路斯文字。19世纪60年代发现的腓尼基-塞浦路斯两种语言的铭文成了上述释读的基础。但“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至今仍未释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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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图 塞浦路斯文字的音节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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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著作，美洲土著民族最发达的文字体系——玛雅文字——也具有音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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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Ю．B．克诺罗佐夫在其专题学术著作中所写的，“大概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在墨西哥的领土上形成了‘奥尔麦克’文化，这一文化比玛雅文化古老而且与它有密切的联系”(46)。“在特列斯萨波塔斯和拉文塔发现的石碑表明，‘奥尔麦克人’已有了与玛雅人同样性质的数字、象形文字、历法和纪年法……”(47)“可以推测，玛雅的‘古典’文化是在这个更古老的‘奥尔麦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古的奥尔麦克人和玛雅人在移居南方之前曾经是一个民族”(48)。在公元初几个世纪，玛雅人迁移到了中美洲现代危地马拉的土地上，在这里他们建立了科潘、蒂卡尔，稍后是奇钦伊查、玛雅潘等城邦国家（第15图）。在公元7世纪末—9世纪初，大概是在从西边入侵的部落的打击下，几乎所有的玛雅城市，除了北部尤卡坦半岛的城市以外，都被毁灭了。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玛雅人稍后的尤卡坦时期。玛雅人暂时联合起来之后，先（11—12世纪）是围绕奇钦伊查，后（13—14世纪）是围绕玛雅潘展开了长时期的内讧。因此，16世纪西班牙人在尤卡坦半岛登陆时，发现玛雅各城邦已经大为削弱，于是他们很快就夺取了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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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B．克诺罗佐夫指出，“正如考古文物所表明的，从公元初几个世纪起，玛雅人就有了象形文字，它一直保留到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禁止使用时为止”(49)。玛雅人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刻在石头——石碑、祭坛、庙宇墙壁——上的铭文。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玛雅人还有许多手写本；这些手写本可以像手风琴一样折合起来，它们用各种颜色在鹿皮面或者用树皮制成的像纸的特殊材料上写成。西班牙人征服之后，玛雅人的大部分手写本被当作多神教异物加以毁灭；特别是1561年西班牙传教士迪耶戈·德·朗达组织的焚书活动中，仅玛雅的都城一地就烧毁了许多文物。现保存下来的仅有三份手写本，它们分别以其保存的地方——“德累斯顿”“马德里”“巴黎”的名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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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玛雅文字曾经是祭司和国家官吏的特权；对于其他居民来说，此文字是不懂的，它只有巫术和审美的作用。所以随着玛雅国的崩溃，尤其是随着祭司界的被消灭，此一文字就不再有人懂得了。玛雅的书写文献有许多数字符号和历法符号，它们通常是注明日期的历史事件记述。作为玛雅文字记述的基础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教义：各种事件每隔一个时间周期就得重复发生，因此知道以往事件的顺序相连就可以预见到未来的事件。照J．E．Tompson的形象说法(50)，“时间的节律把玛雅人迷住了”，而他们的文字记述就是一部“时间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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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的大部分文献（第56图）中，每行都横向排列，但也常见排成竖行的；每行读时通常是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每行都由“字形的组画”（象形字）所组成，但字与字之间等距离分开。照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几乎每个象形字也是由几个（一到五个）“字形”，即由一个个的风格上强烈表现的字形要素所组成，这些字形要素连写在一起，从而整个形成椭圆形，很少四方形；符号描绘出人、兽、鸟的头部，以及植物和其他东西。在玛雅人的几部手写本中，Ю．B．克诺罗佐夫统计有300多个不同的“字形”，此外，在铭文中还有约100个。约25％的符号在手写本上只出现一次，40％出现2到10次，35％出现10次以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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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的象形字文句附有说明此文句的图画文字的图像，然而，如果说阿兹特克人的文字（见第四章）按其象形文字符号和图画文字图像的相互关系很像埃及的王朝前的书面文献（圣书字用来表示数目和专有名词，而且似乎是对它们被纳入的图画文字图像的补充，见第13、14、16、17图），那么玛雅人的文字就接近于埃及古王国时期开始的文献文字（图画文字的图像好像是对与图像连用的圣书字文句的说明，见第56图和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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