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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岛发现的文物古迹中，“法埃斯特的圆盘”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圆盘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是1908年在法埃斯特宫的一间偏厢房内发现的，旁边还有一块用线形文字A写成的泥版。这个圆盘是用克里特岛以外的黏土制成的。圆盘的两面刻有241个图画符号。这些符号用线条分隔成61组，大概是分成一个个的词（第54图）。不同符号的总数是45个。这个数目和用线条限定的每格的符号数目（平均约四个）使得圆盘符号具有音节性质是十分可能的。在四个格子内末尾的符号是修改过的；这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法埃斯特圆盘的词具有语法上有变化的词尾(43)。迄今为止，此圆盘的文字还没有释读出来。A．Evans根据圆盘上广泛表现的军事内容的图画符号（头盔、棒槌等）认为，圆盘的文句是一支宗教祭祀的凯歌；但是，如果认为圆盘的符号是音节符号，那么A．Evans的假设便毫无根据了。圆盘的来源也不清楚；根据对制作圆盘的黏土和上面所用图像进行的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圆盘不是在克里特岛上制造的(44)。相同符号形状的完全一致表明，它们是用早先制出的戳子压印出来的。这样一来，法埃斯特圆盘就是最古老的印章文物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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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图 法埃斯特的圆盘（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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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音节型的“塞浦路斯文字”；塞浦路斯文字的文物属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所谓“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大概是介于克里特文字和塞浦路斯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一文字的文物也是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6—前8世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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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文字已知共有55个符号：其中5个表示孤立的元音，其余50个表示辅音＋元音的音组（第55图）。塞浦路斯文字最古老的文献大概是用希腊以前的塞浦路斯岛居民的语言写成的（大概是“克里特-米诺斯”语）；绝大多数铭文是用塞浦路斯岛的希腊征服者的语言写成的。塞浦路斯文字的符号，也正如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符号一样，只表示开音节，而且不区分带浊辅音、清辅音和送气音的音节；这一情况证实，塞浦路斯文字也正如克里特文字一样，最初是用来表示希腊以前的塞浦路斯居民的语言的。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J．Smith，德国学者I．Brandis和M．Schmidt释读出了塞浦路斯文字。19世纪60年代发现的腓尼基-塞浦路斯两种语言的铭文成了上述释读的基础。但“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至今仍未释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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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图 塞浦路斯文字的音节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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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著作，美洲土著民族最发达的文字体系——玛雅文字——也具有音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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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Ю．B．克诺罗佐夫在其专题学术著作中所写的，“大概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在墨西哥的领土上形成了‘奥尔麦克’文化，这一文化比玛雅文化古老而且与它有密切的联系”(46)。“在特列斯萨波塔斯和拉文塔发现的石碑表明，‘奥尔麦克人’已有了与玛雅人同样性质的数字、象形文字、历法和纪年法……”(47)“可以推测，玛雅的‘古典’文化是在这个更古老的‘奥尔麦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古的奥尔麦克人和玛雅人在移居南方之前曾经是一个民族”(48)。在公元初几个世纪，玛雅人迁移到了中美洲现代危地马拉的土地上，在这里他们建立了科潘、蒂卡尔，稍后是奇钦伊查、玛雅潘等城邦国家（第15图）。在公元7世纪末—9世纪初，大概是在从西边入侵的部落的打击下，几乎所有的玛雅城市，除了北部尤卡坦半岛的城市以外，都被毁灭了。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玛雅人稍后的尤卡坦时期。玛雅人暂时联合起来之后，先（11—12世纪）是围绕奇钦伊查，后（13—14世纪）是围绕玛雅潘展开了长时期的内讧。因此，16世纪西班牙人在尤卡坦半岛登陆时，发现玛雅各城邦已经大为削弱，于是他们很快就夺取了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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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B．克诺罗佐夫指出，“正如考古文物所表明的，从公元初几个世纪起，玛雅人就有了象形文字，它一直保留到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禁止使用时为止”(49)。玛雅人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刻在石头——石碑、祭坛、庙宇墙壁——上的铭文。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玛雅人还有许多手写本；这些手写本可以像手风琴一样折合起来，它们用各种颜色在鹿皮面或者用树皮制成的像纸的特殊材料上写成。西班牙人征服之后，玛雅人的大部分手写本被当作多神教异物加以毁灭；特别是1561年西班牙传教士迪耶戈·德·朗达组织的焚书活动中，仅玛雅的都城一地就烧毁了许多文物。现保存下来的仅有三份手写本，它们分别以其保存的地方——“德累斯顿”“马德里”“巴黎”的名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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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玛雅文字曾经是祭司和国家官吏的特权；对于其他居民来说，此文字是不懂的，它只有巫术和审美的作用。所以随着玛雅国的崩溃，尤其是随着祭司界的被消灭，此一文字就不再有人懂得了。玛雅的书写文献有许多数字符号和历法符号，它们通常是注明日期的历史事件记述。作为玛雅文字记述的基础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教义：各种事件每隔一个时间周期就得重复发生，因此知道以往事件的顺序相连就可以预见到未来的事件。照J．E．Tompson的形象说法(50)，“时间的节律把玛雅人迷住了”，而他们的文字记述就是一部“时间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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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的大部分文献（第56图）中，每行都横向排列，但也常见排成竖行的；每行读时通常是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每行都由“字形的组画”（象形字）所组成，但字与字之间等距离分开。照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几乎每个象形字也是由几个（一到五个）“字形”，即由一个个的风格上强烈表现的字形要素所组成，这些字形要素连写在一起，从而整个形成椭圆形，很少四方形；符号描绘出人、兽、鸟的头部，以及植物和其他东西。在玛雅人的几部手写本中，Ю．B．克诺罗佐夫统计有300多个不同的“字形”，此外，在铭文中还有约100个。约25％的符号在手写本上只出现一次，40％出现2到10次，35％出现10次以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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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的象形字文句附有说明此文句的图画文字的图像，然而，如果说阿兹特克人的文字（见第四章）按其象形文字符号和图画文字图像的相互关系很像埃及的王朝前的书面文献（圣书字用来表示数目和专有名词，而且似乎是对它们被纳入的图画文字图像的补充，见第13、14、16、17图），那么玛雅人的文字就接近于埃及古王国时期开始的文献文字（图画文字的图像好像是对与图像连用的圣书字文句的说明，见第56图和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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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图 玛雅文字中象形字文句（上面）同数字符号结合（一点是一，一横是五）和（下面）同图画文字的图像结合的例子（德累斯顿手写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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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耶戈·德·朗达在《尤卡坦记事》这一著作（1566）中肯定地说，玛雅人既用了字母-音素符号，也用了音节符号（第57图）。他写道：“在这里我把这些字母排成一个字母表；然而字母的负担实在太重了，因为它们用一个符号构成的字母表示所有的辅音，然后又用另一个符号来联结各个部分……这可以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到：Le的意思是‘套索’和‘用套索狩猎’；为了用符号写出这个意思，哪怕读音时我们听见的是两个字母，但却写成了三个字母，在辅音1上加一个元音e，而辅音字母1的前面也有这个元音e。在这方面玛雅人是不会搞混的，虽然他们常常是随心所欲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些符号……然后在结束时他们还加上一个连接部分。”迪耶戈·德·朗达接着写道：“他们也采用某种方法按音节来书写。”(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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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图 迪耶戈·徳·朗达制订的玛雅“字母表”（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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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发表了玛雅手写本(53)和迪耶戈·德·朗达的著作之后，许多学者（B．de Bourbour，P．Valentini，L．de Rony，S．Tomas，D．Brinton，P．Shellhas，A．Tozzer和G．Allen，L．Förstman，V．Geits，B．Worf，S．Morly，J．Tompson等）对试图释读玛雅文字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由于进行算术统计和把象形字同图画文字图像对照比较，终于确定了玛雅人的全部数目字符号，日、月、历史周期、方位、行星象征、诸位主神的象形字，以及几个图画象形字（主要是献牲的象形字）的意义。总共约有100个玛雅文字符号被释读了出来。但是，通常只是确定符号的意义，而不是符号的音值（只有几个字例外，它们的读音由L．de Rony和S．Tomas释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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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由于Ю．B．克诺罗佐夫的研究成果，玛雅文字的释读有了长足的进展。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说法，(54)从19世纪末期起，关于玛雅文字，有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认为玛雅文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受此观点的束缚，迪耶戈·德·朗达的字母表被放弃使用——这是阻碍玛雅文字释读工作进展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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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Ю．B．克诺罗佐夫50年代发表的最初几部著作(55)，玛雅文字（类似大部分古老的“象形文字”体系）把音节符号同音词字和意词字结合起来；同时这些表词字既用来独立表示词，又用来充当定义符号。Ю．B．克诺罗佐夫从对玛雅文字的这一观点出发，认为释读该文字的基本任务就是确定符号的音值。Ю．B．克诺罗佐夫根据传世的玛雅语词典（莫图尔词典和B．de Bourbour词典），以及根据用拉丁字母表示的玛雅语写成的古代文稿（从16世纪中叶起，即从西班牙征服时起保存下来的《查兰·巴兰》一书）研究该语言作为释读的基础。根据这些古代文稿，古代玛雅语是一种带单音节（通常）词素的语言，而且经常是双词素的词（占词的65％），很少是单词素的或者三词素、四词素的词，同时此种语言有发达的词根元音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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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B．克诺罗佐夫把如下四个方面作为确定玛雅文字符号的音值的基础：（1）迪耶戈·德·朗达的字母表，（2）符号本身的结构分析，（3）把符号同附加文句上的图画文字图像进行对比，（4）用“交叉阅读”法来检验推测的符号的音值(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