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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B．克诺罗佐夫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结果他确定了许多玛雅象形字的音值，并在20世纪50年代得出如下结论：玛雅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第5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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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图 Ю．В．克诺罗佐夫在50年代释读的玛雅文字的某些音节符号（1-10），以及在表音书写时这些符号的用法示例（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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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玛雅语单音节根词素的结构，音节象形字（类似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符号）可能有如下四个音值中的一个：（1）孤立的元音，（2）辅音＋元音（常见），（3）元音＋辅音，（4）辅音＋元音＋辅音。此外，音节象形字还可以用来表示词末辅音。在为此而使用第二类音节符号时，组成这些音节符号的元音不读出来；在这些情况下，依据玛雅语特有的词根元音化现象，使用音节象形字，它的不发音的元音与词的前一元音相符合：例如，tzul（狗）这个词用音节象形字tzu＋l（u）表示，Chel（女神名字）这个词用音节象形字che＋1（e）表示(57)。正如其他古老的音节文字一样，玛雅文字的音节符号大概是按词的首音原则由最初的表词字产生的；例如，音节符号ba，像斧头的图形，是由baat（斧头）这个表词字产生的，音节符号ho是由hoat（树叶屋顶）这个表词字产生的，符号el是由el（火）这个表词字产生的，符号po产生于pot（头）这个表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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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出版了Ю．B．克诺罗佐夫的极有学术价值的专著《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克诺罗佐夫在这部专著中总结了自己所发表的著述，公布了大量的资料——手写本和铭文的照片、符号一览表、译文等。此外，这一专著中还对玛雅文字在类型上作了不同于50年代的说明。因为这一说明与文字史的理论基础有联系，所以我们对此将较为详细地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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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已指出的，Ю．B．克诺罗佐夫在50年代认为玛雅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1963年他把这一文字说成是词素-音节文字。为了证实这一说法，他提出了如下的理由。Ю．B．克诺罗佐夫依据玛雅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超过300个），做出了这样的正确结论：这一文字既不可能是纯表词文字，也不可能是纯词素文字（要表示这类文字，不同符号的数量是太少了），更不可能是字母-音素文字（要表示这类文字，不同符号的数量又太多了）。但是下面接着就是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Ю．B．克诺罗佐夫写道：“音节文字字母表应该最接近于所观察的现象，因为这一字母表中的符号表示构成词素一部分的音素组（通常是两个音素形成的音组）。但是玛雅文字字母表的符号数量比现实诸语言中两个音素的可能音组的最大数量超过1/3以上。因此，玛雅文字的字母表是混合型的词素-音节字母表，其中一部分符号表示音组（构成几部分词素的音组），另一部分符号表示词(58)素。”(59)他接着又写道：“在许多历史上形成的文字体系中不存在纯词素的字母表，因为它们的符号总量一定会超过1000个，而这对于记住它们是极其困难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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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有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文字史上既有基本上属表词字文字的体系（古苏美尔文字、古汉字等），也有词素文字体系（现代汉字），它们不仅含有“超过1000个”的符号，而且平均有几千个不同的符号；尽管这“极难记住”，但这些文字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第二，某些基本上是音节文字的也是在表词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如亚述-巴比伦文字），它们的音节符号不仅表示两个音素的音组，而且也表示三个音素的音组。因此，不同符号的数量超过音节文字带有的200个符号的“限额”。尤其是，根据Ю．B．克诺罗佐夫本人的统计(61)，玛雅语中如以5个元音和20个辅音算，在理论上则可能有如下数量的最简单的不同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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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玛雅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可以增加，不仅靠词素符号来增加，而且也靠表词字来增加。这样一来，玛雅文字属词素-音节文字型的假说，从这一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约300个）出发是决然得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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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B．克诺罗佐夫在1963年的这部著作中提出的关于玛雅文字符号的起源和用法的假说，引起了更多的异议。Ю．B．克诺罗佐夫就玛雅人的文字写道：“表示实词和虚词词根的词素符号以及词缀符号，构词词素和变词词素，约占全部符号的二分之一。”(62)他接着又写道：“所有表音符号，按玛雅文字制订人的最初意图来看，是词素符号，但是，为了不在字母表中过分增加符号的数量，不得不马上使用许多词素符号来表示同音词素或者几部分其他的词素。”(63)这样一来，依照Ю．B．克诺罗佐夫的后一著作的说法，玛雅文字的词素符号是自古有之，它们用来既表示实词的词素，也表示词缀的词素；而且实词的词素符号在一个词的内部是“常数”，而词缀的词素符号则是“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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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说的主要缺点在于：它的前提是，玛雅文字的“制订人”具有从形态上划分词的能力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哪怕对玛雅文化评价最高）；因为把词划分为词素，特别是词缀的词素，这项任务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培养训练才能完成。文字史上只有一个独立产生的词素文字体系——现代汉字(64)。但是汉字体系只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并且由于中国学者进行大量系统化的工作而形成的。此外，一系列非常有利的因素也促进了它的形成（见第四章）。第一，汉字之所以易于形成是因为古代汉语是单音节型的语言，因而也就是单词素型的语言；所以汉语的每一个词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第二，汉语构成新词采用最初的单音节词加合法；所以表示这些单音节词的汉字自然而然就变成为词素的符号。第三，汉语词的变化极不发达；所以汉语几乎所有的词素，从而也是词素符号，都是有实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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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汉语不同，古代玛雅语中约有65％的词，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是由两个词素组成，约20％的词由三个或四个词素组成(65)；这对于把词分成词素极为困难。此外，玛雅语中词的变化非常发达；因而把词缀的词素同实义的词素分开是特别复杂的。因此，与Ю．B．克诺罗佐夫最初提出的把玛雅文字解释为表词-音节文字的说法不同，把玛雅文字解释为词素-音节文字的新的说法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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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说，把玛雅文字解释为基本上是音节文字，而不是词素文字的说法，不要求对Ю．B．克诺罗佐夫确定的这一文字符号的读法加以修正，因为玛雅语的词素通常都是单音节型的(66)，因而它们在语音上同玛雅语的音节相符合。玛雅文字中常见的使用几个形式上不同的象形字来表示同一个音节的事实证明了象形字也有词素意义。这一情况完全可以作如下解释：这些音节象形字是由不同的表词字产生的（例如，在亚述-巴比伦文字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并不排除玛雅语某些原始的表词字变成为两音节—三音节的实义词素字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表示词的变化，这些词素字可能用音节符号来补充（例如像日文中发生的那种情况）。推测玛雅文字的“制订人”善于把词分成一个个词素（其中包括分成词缀的词素）和他们有意识地创造一些符号来表示本族语言的几乎全部词素，只有这样的假设才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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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玛雅文字的问题，其中包括Ю．B．克诺罗佐夫提出的该文字的释读，被提交到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四十三届国际美洲学者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Ю．B．克诺罗佐夫的著述受到一些维护传统观点的人的反驳，他们把玛雅文字一直解释成是象形文字(67)。1960—1962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研究所依据Ю．B．克诺罗佐夫的方法从事玛雅文字的释读工作；这项工作是借助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的。根据所公布的材料(68)，该所的一些著作证实了Ю．B．克诺罗佐夫提出的结论，从而使玛雅文字手写本的翻译工作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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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音节文字较晚产生的另一途径，就是它们在辅音-音素文字（因其元音化）的基础上形成，而不是在表词文字的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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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音节文字体系的这种来源，它们有如下的特点。第一，这些文字体系中完全缺少表词字。第二，创立这些文字是更有意识的，所以它们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结构上更加规整，更加细致周密，不同符号的数量更少。第三，为了表示带有相同元音（更不用说带相同辅音）的音节，使用了形式上相近的，含有相同字形成分的符号；后一情况表明，这些文字的制订者已意识到言语不仅划分为音节，而且划分为音素；但是由于这类文字的语言的特点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音节符号是比较方便的。属于这类音节文字的有印度的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以及由它们派生的字母，此外，还有埃塞俄比亚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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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各族人民的文字史研究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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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不久以前，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只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起（即由西北迁移到印度的说印欧语的“雅利安”游牧部落夺取印度的时候起），印度古代文化才开始发展起来。20世纪20—30年代在印度西北地区进行的挖掘工作表明，这样的推测是不正确的。在这个地区的地下深处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代古代城市的遗址，有筑垒的城砦，两三层的房屋，下水道，浴池。其中一个城市的遗址是印度学者罗伊·巴哈杜尔·达雅·拉姆·沙希和马杜·萨鲁普·瓦特索姆于1921—1934年在西旁遮普（今巴基斯坦）挖掘出来的；这个遗址在一个大的山丘下面，山丘的顶部是哈拉帕城（第59图）。另一个叫摩亨佐·达罗（“死人庄”）的更大的古城的遗址是印度学者巴内尔迪及英国学者马歇尔和马克于1922—1931年在信德省中部（哈拉帕西南600公里）挖掘出来的；这个遗址在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的一座佛教庙宇的废墟下面(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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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图 古代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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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印度河文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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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这个最古老的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到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这一文化毁灭的原因不清楚。一些人认为，它是由于雅利安游牧部落的入侵而被毁灭的；另一些人否定这一看法，因为根据考古资料，这一文化中心崩溃的最可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而雅利安部落侵入印度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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