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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的历史的角度看，字母-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形成的时间要晚些。纯粹的辅音音素文字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起出现的，而元音音素文字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才出现。字母-音素文字出现的时间这么晚，是因为这种文字必须有特别发达的分析言语（把言语分解为最简单的语音要素，即音素）的能力。然而，正如学习识字的实践所表明的，把言语分解为音素比把言语分成音节或表意单位要困难得多，要求花费在分析上的气力也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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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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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历史分期是根据路易斯·摩尔根的提纲，但他曾预告说，这种分期法的有效期只是“到日益增多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2)。“苏联科学界拒绝采用摩尔根提出的原始社会历史的分期法，因为这种分期法只反映文化的各个阶段，它并不阐明生产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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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文化史方面，如果认为采用字母-音素文字就是“文明”时代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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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主要依据欧洲、美洲和澳洲各民族的历史材料，他几乎没有涉及中东和远东各民族的历史。然而对这些地区的某些民族（如日本人）来说，音节文字因语言原因要比字母-音素文字更方便一些。中国人没有从词素文字过渡到音素文字，主要是由于语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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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来说，字母-音素文字是最为方便的。在这些民族的语言中，不同音素的数量比不同音节（更不用说词）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字母-音素文字借助最低限度的书写符号（一般从20个到40个(4)）就保证可以表达这些民族的语言，从而大大有利于文字的学习、使用和推广。这样一来，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在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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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产生的时间比较晚，这种文字体系不同于表词文字体系，甚至不同于音节文字体系的地方是它在逻辑上更加规整，更加周密。个人的创造活动在这许多文字体系的创制过程中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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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符号的成分和意义，字母-音素文字分成为两大类：（1）辅音-音素文字，它们的基本符号（字母）只表示辅音；（2）元音-音素文字，它们的基本符号同样地既表示辅音，又表示元音。辅音-音素文字又可以分为纯辅音文字和带有元音特殊表示法的辅音文字（如加在行上或行下的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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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古老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无论埃及文字还是西部闪米特诸文字（腓尼基文字、乌加里特文字等）——都是纯辅音文字。它们的符号只表达辅音；元音是无论如何都不表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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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这种性质使当时的人们用极少量的不同符号（20—30个之间）就足以应付自如。这种情况使得学习识字极为容易。同时元音不表示出来又使得辅音-音素文字难以理解；这种文字表达言语时不如元音-音素文字确切，甚至不如音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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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辅音-音素文字的这一缺点，某些学者（I．J．Gelb，И．M．季亚康诺夫等）认为，辅音-音素文字“只适合于作最简单的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的一般性质是早先已经知道了的”(5)；他们还认为，“长时间内只有极少数腓尼基商人和航海家利用这种新文字体系来作最简单的记事和书写简短的铭文，而在这些记事和铭文中，对于已有的字母组合来说，可能的音值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6)。照И．M．季亚康诺夫的说法，要表达复杂的文句，还是表词-音节式的楔形文字比较方便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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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辅音-音素文字的意义和使用范围做这样的限制，这未必可以看作是正确的做法。诚然，这种文字的出现的确是由于贸易发展的缘故，因为贸易记载需要最简明的文字来学习和利用。事实上确实也是这样：大部分传至今天的腓尼基文献都是一些简短的经济方面的文据，墓碑的铭文或者赠与的证据。但是，就在比较古老的乌加里特的文献中也见到有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此外，辅音-音素文字产生之后不久，就在前亚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民族中获得广泛的传播。这种文字逐渐排挤楔形文字，从公元1000年代中期起完全取代它。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辅音-音素文字的优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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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素文字的发展从辅音体系开始，而不是从元音体系开始，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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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这是与前已指出的把言语分解为单个的音素的复杂性有关，与难于从言语的自然的语音单位——音节——中分出元音和辅音有关。这种难点只有在这样的语言中才有所减少，即这些语言中，元音构成词缀的词素，并具有与构成词根词素的辅音不同的语法意义。在这些语言——闪米特诸语，部分也在含米特诸语——中，词的根词干由辅音构成；而元音——它们似乎夹在根词干内——则用来构成语法形式和各种不同的派生词。例如，在古希伯来语中，根词干“杀”通过用不同元音夹在根词干内的方法构成词：——“杀”的动词不定式，“杀人者”，“被杀者”等。由于闪米特语的根词干的这种结构，也由于辅音具有的强调作用，所以这些辅音容易从词中分离出来。字母-音素文字从辅音-音素文字开始的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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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最著名的文字史学家I．Gelb(8)提出了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辅音-音素文字是音节文字的一种变体；在苏联，这一理论的积极支持者是И．M．季亚康诺夫(9)。根据这些作者的看法，腓尼基文字、阿拉米文字、希伯来文字、阿拉伯文字以及其他属于辅音-音素型的闪米特诸文字体系的任何一个字母，不表达辅音，而是表达“辅音＋不定元音”的音节组合。例如，照I．Gelb的说法，腓尼基字母“bet”“dalet”“gimer”（第78图）不是表达辅音b、d、g，而是表达音节组合bx，dx和gx；所有这些组合中，x表示不定的（任何的）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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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辅音-音素文字解释为音节文字，遭到人们的反对。第一，如果在腓尼基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闪米特诸语中是不容辅音相邻和词末辅音的规律起作用，即，假如每个辅音总是伴有元音，那么这种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为，bet总是表示bx，dalet总是表示dx，gimel总是表示gx。事实上，在闪米特诸语中也见到辅音相邻和词末辅音（例如古典的阿拉伯词uktub！——“写吧！”）的情形。因此，闪米特诸语的字母，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只是表示辅音。由于这种情形，I．Gelb被迫引进像“音节符号＋零元音字母”这样一个人为的、矛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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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哪怕举下面一个例子就清楚看到辅音-音素文字同音节文字之间的原则差异。假设有两份用我们不知道的语言写成的文本传到今天；其中一份用印度的音节符号表示，另一份用腓尼基的辅音字母表示。甚至完全不知道其语言，前者的语音几乎完全可以复原；后者则只能判断词的辅音骨架。如此不同的现象应该在名称上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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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闪米特文字被理解为辅音-音素文字，容易用闪米特诸语的特点来解释，尤其可以用它们根词干的辅音结构来解释。相反，音节文字（按对它们通常的、传统的理解）通常用来表达其元音和辅音同样参与构成根词素和词缀词素的那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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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把辅音-音素文字解释为音节文字，这就使得腓尼基人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变得不可理解。要知道在腓尼基人之前（如克里特人）存在过音节文字体系。因此，如果认为腓尼基文字是音节文字，那么在文化史上腓尼基人所起的作用，他们的文字对整个后来的文字发展所施加的重大影响，都变得不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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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哪些论据来维护把闪米特文字作音节文字的解释呢？这些论据主要归结为：公元前2000年代的西部闪米特人难以把音素从言语中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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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И．M．季亚康诺夫论及闪米特文字时写道：“或者这一文字的发明者认为，他们应用的符号表示整个音节（即，用现代的话说，这些符号既包括辅音符号又包括元音符号），或者他们有意识地把辅音和元音加以分开，然后决定在写法上只再现辅音。如果考虑到公元前2000年代叙利亚-腓尼基社会的文化水平，这后一种情况看来是不大可能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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