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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图 在阿拉米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某些东方文字类型示例（根据Č．Loukot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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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希伯来方形文字、希伯来拉比文字、新希伯来斜体字、巴列维文字、阿吠陀文字、福音文字、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字、聂斯脱利教派文字、卡尔舒尼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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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遭到迫害，一部分雅各教派分子向西转移，一直到达埃及，雅各教派文字在埃及也被使用。相反，大部分聂斯脱利教派分子向东迁移，来到了伊朗；聂斯脱利教派从伊朗把传教活动扩展到中亚、印度，甚至传到了中国。因此，聂斯脱利教派文字对维吾尔文以及中亚和东亚的其他文字都有影响。在聂斯脱利教派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卡尔舒尼文字（第89图）；一些转而说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基督教徒也使用这一文字。它与聂斯脱利教派文字不同之处是有几个用来表达阿拉伯语特殊语音的补充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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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拜占庭和伊朗双重影响的相互作用，几乎与东方基督教分成几个教派的同时，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产生了一些力图把基督教同祆教和其他宗教的要义相结合的宗教教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曼德教派，即“基督徒圣约翰”（施洗约翰）教派，它把基督教同祆教和犹太教相结合；摩尼教（创始人是神话人物摩尼，根据传说，他于公元277年被钉在十字架上），它把基督教同佛教和祆教的要义，同关于善与恶的本源永远斗争以及恶魔造人的教义结合起来；伊西达教，它把基督教同祆教相结合并且宣扬不仅祭祀善的本源（神），而且也祭祀恶的本源（魔），恶魔被画成孔雀王——麦利克·塔乌斯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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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每一种宗教教义也在叙利亚-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创制特殊的文字。人们通常认为摩尼教派文字出自巴利米拉文字或者福音文字；伊西达教派文字出自聂斯脱利教派文字或者波斯-阿拉米文字；曼德教派文字出自福音文字、波斯-阿拉米文字或者那巴泰文字。这些文字中的元音用matres lectionis法表示，或者用行上和行下符号表示。曼德教派文字中元音的表示极其准确；这里表示元音的符号（简化字母“alef”“waw”“jod”）同辅音字母相连。因此曼德教派文字似乎具有了音节性质，它在字形方面是完全独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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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东方辅音-音素文字是伊朗支(14)（第8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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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指出的，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公元前6—前4世纪），除了楔形文字外（它用来书写纪念碑铭文），在行政-经济事务和贸易活动中广泛使用阿拉米文字。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前329）和波斯加入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之后，楔形文字就被遗忘了，而阿拉米文字则受到希腊文字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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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疆土上形成了安息王朝统治的强大的帕提亚王国（我国古代史籍译成“安息王国”——译注）。在帕提亚王国中，波斯-阿拉米文字成了唯一的文字体系。但是，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不同，在帕提亚王国，这一文字是用来表示帕提亚语，而不是阿拉米语。但帕提亚语是波斯语的西北方言，它在语音和语法上与阿拉米语大不相同。因此在帕提亚，对阿拉米文字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应于新的语言。结果，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起，波斯-阿拉米文字变成了巴列维-安息文字（“巴列维”一词来自“帕提亚”）。还在不久以前，几乎没有一件帕提亚的文物。1948年，离阿什哈巴德（现土库曼斯坦首都——译注）——帕提亚的首都尼萨的所在地——不远处，发现了帕提亚黏土制的文物库，其中有约两千件陶片；这些文献已被И．季亚康诺夫和В．利夫希茨所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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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6年，政权由帕提亚安息王朝转到波斯萨珊王朝手中，中部波斯语成了国语，而巴列维-安息文字变成了巴列维-萨珊文字，后者与阿拉米文字的相似之处就更加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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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米文字在适应于表达帕提亚语和中部波斯语时，并没有使阿拉米文字和全部字母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许多字母除了有阿拉米语的音值外，还取得了新的帕提亚-波斯语的音值。为了表示元音，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不便当的matres lectionis法。用阿拉米语来写公文格式和公务信函来往中其他流行的词语，但却用波斯语来读它们，这一习惯已经合法化了；例如，“国王”这个词用阿拉米语写成了m-1-k，而用波斯语读成了šah，“吃”这个词用阿拉米语写成h-w-h，而用波斯语则读成ast；这样一来，用字母-音素符号表达的词不按语音来读，而是读如表意词字符号，确切些说，读如“异源词字符号”。所有这些，加上大量的合体符号，使得巴列维文字极其复杂，极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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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文字既用于国家-行政和经济-贸易的事务，又用于宗教事务，其中包括用来书写祆教的圣书——阿吠陀。而大部分阿吠陀经书是用当时古波斯语的死语变体编写的。因此，为了准确复现这一语言，公元3—4世纪在萨珊波斯创立了阿吠陀文字（第90图），它开始同巴列维文字并用。在阿吠陀文字中，采用了按希腊文样式表示短元音和长元音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创立特殊元音字母（约15个）的方法，这些字母同辅音字母写成一行。辅音字母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大约有35个。阿吠陀文字中几乎不用合体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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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图 阿吠陀字母表（据D．Di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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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此后不久，这里的祆教被伊斯兰教所排挤，巴列维文字和阿吠陀文字则被阿拉伯文字所排挤。确实，稍有变化的巴列维文字，即所谓“手写文件的文字”，几百年来一直被移居埃及和印度的波斯人使用；但为时不久，这一文字在这些地方也被人遗忘了。阿吠陀字母继续被祆教的最后一批信徒——耶兹德（在伊朗）和孟买（印度）的波斯人用来书写祈祷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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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文字虽然在前亚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却成了用以构成中东和远东许多文字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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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早在公元前，波斯文字就是粟特文字的基础(15)。在几乎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这种文字就用来表达粟特——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和塔吉克斯坦部分领土上的国家——的东伊朗语。这一文字的最古文物有人认为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最晚的文献，其中包括杰瓦什季奇王档案库的残存文物（属公元8世纪），这些文物是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上发现的。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粟特之后，粟特文字就被阿拉伯文字排挤了出去。在巴列维文字和粟特文字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种文字，它在公元3—8世纪使用于古代的花剌子模。这一文字也被阿拉伯文所排挤，它的文物是20世纪40年代末由С．П．托尔斯托夫发现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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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古老的突厥文字，它也被称为鄂尔浑-叶尼塞北欧金石文字，但这一名称不完全确切。这种有38个字母的文字使用于公元6—8世纪存在于中央亚细亚的突厥国，它在745年被维吾尔人(17)消灭。用这种文字刻写在墓碑上的铭文是1889年И．М．雅德林采夫在鄂尔浑河河谷发现的，19世纪90年代被В．汤姆逊和Б．В．拉德洛夫所释读(18)。公元1000年代末期，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很可能也受到聂斯脱利教派文字的影响，创制了中央亚细亚另一支突厥人部族——维吾尔人的文字(19)；2000年代中期，这一文字被阿拉伯文字所排挤。8世纪初，蒙古人借用了维吾尔文字，他们除了使用维吾尔文字外，还使用藏-蒙音节文字（起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和中国汉文。14世纪初，蒙古人把维吾尔文字加以改造，目的是为了更确切地表达佛教经文，因此这种维吾尔文字被称为“加里克”。15、16世纪，蒙古文字（第91图）再次被改造，以适应于蒙古语的语音，这种形式的蒙古文被蒙古人一直使用到现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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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图 17世纪蒙古文（a）和满文（б）示例（据М．С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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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用蒙古语、满语和汉语编写的《满族正史》手稿(24)；每行读时从左到右，由上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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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人征服满洲和中国（13世纪）之后，蒙古文字在满洲被采用（在这以前满族人一直使用汉字(21)）。17世纪在努尔哈赤统治下和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满文（第91图，б）被改革，以适应于满语的特点；但是从18世纪末期起，满文被汉文所排挤。17世纪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拉特人（我国明代称瓦剌——译注）的文字。卫拉特人是居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内蒙古境内的一些蒙古部落。18—19世纪在蒙古文基础上创制了西伯利亚南部布利亚特人的文字(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