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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既存在单音节词，又存在多音节词，而且在辅音和元音都同样参与构成词根词素和词缀词素的条件下，这也促进了表词文字中音节符号的产生。在古代表词文字（如苏美尔、亚述-巴比伦、乌拉图、赫梯、克里特、玛雅等文字）中，音节符号通常是由音词字或者由最初表示单音节词的“画谜式”符号发展起来的。音节文字（如日本的假名）产生的第二条途径就是：当表词文字被语言以语法形式多样为特点的民族借用时，创制音节文字作为对这些表词文字的补充。第三条途径是辅音型文字体系（如埃塞俄比亚、印度的音节文字）的元音化。第四条途径就是为现代文化落后的民族人为地创制音节文字，比字母-音素文字更简单和更易被接受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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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少量的不同音节，以及开音节规律和不容许邻接辅音的规律（如日本，过去还有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民族），这些促进了音节文字的固定化。然而在使用音节文字表示另一类型的语言时，就必须或者创造大量基本的音节符号（如亚述-巴比伦文字以及其他楔形文字体系），或者构成许许多多的合体符号（如印度一些文字），或者利用不仅有音节意义，而且有辅音-音素意义的同样一些符号（如阿黑门尼德波斯楔形文字、玛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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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种因素也大大促进了表词文字中辅音-音素符号的产生：（1）根词干的辅音结构，这种结构强调辅音，从而利于从词中把辅音分出来；（2）语言中存在单音节词，这些词中的根词素由辅音构成（如埃及、腓尼基）。辅音-音素符号通过略去组成这些词的词首元音和词末元音的方法，经常由表示单音节词（确切些说是单辅音词）的表词字产生(7)。另一条产生辅音-音素符号的途径是首音法，即把表词字变成它表示的那个词（单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第一个辅音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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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音素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是朝着元音化方向进行的。但是不同民族的发展却经历根本不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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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闪米特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的语言中，辅音具有比元音更大的语法意义，他们要表示元音就使用另外的不同于表示辅音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有两种使用最广，即，较早期的和不完善的matres lectionis法，使用这种方法时，元音（通常是长元音）用与其相近的辅音表示；较晚期的和完善的行上符号和行下符号法。闪米特人（闪族人）产生这种特殊的表示元音的方法是受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制约的。一方面，为了保证准确朗读文句，特别是祈祷文，而且是用死语言（如希伯来人的圣经）或者别族的语言（如非阿拉伯民族的古兰经）写成的祈祷文，要求不仅表示辅音，而且表示元音；另一方面，根词干的辅音结构促使书写时把这些词干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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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闪米特各国人民的语言中，辅音同元音一起参与构成根词素和词缀词素，他们的辅音-音素符号或者变成为音节符号，或者用表示元音的独立字母来补充。同时，语言中音节的数量有限和结构简单促进了辅音-音素文字顺着音节化道路发展（例如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相反，不同音节的数量很多和结构复杂则促进了辅音-音素文字变成为元音-音素文字（例如希腊文）。比较自然的是辅音-音素文字音节元音化的道路。为了创造特殊的、独立表示元音的符号，就必须要有另外的，有利于这种创造的条件。在希腊人借用的腓尼基字母表中，存在用来表达希腊语中没有的辅音和半元音（而且希腊人可能把这些音甚至读成元音）的字母，便是这样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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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存在文字发展总的历史性规律，如果断言（这种说法是很经常的）(8)，似乎某一具体的文字体系之所以是先进的或者是落后的，仅仅是因为该文字体系属于音节型、辅音-音素型、元音-音素型，甚至词素型，那么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这些类型中每种的书写体系如果符合语言的特点和该体系使用的条件，如果它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那么这种书写体系就可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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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由于日语的音节结构简单，用少量音节符号就可以了，那么音节文字对日本来说是合适的；相反，对朝鲜来说，使用合体-音素文字并不很合适。与此相类似，由于闪米特诸语（如阿拉伯语等）的根词干是辅音结构，所以对于这些语言来说，特别是用行上符号和行下符号表示元音时，使用辅音-音素文字是合理的；相反，对于各印欧语、突厥语以及其他语言来说，使用辅音型的阿拉伯文字则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语言的元音同辅音一样组成根词素，也组成附加的词素。还有中国，那里的表词-词素文字长期保留并高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汉语的特点（词根孤立结构，用单音节词加合的构词法，大量只有声调差异的同音词，有差别很大的方言）所决定的。在当今世界上，纯表意的科学符号系统越来越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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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描述的语言特点和文字特点之间有规律的联系也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尤其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借用和影响，这些联系经常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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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的原始文字的内容也应该归之于制约文字特点的因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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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埃及人、阿兹特克人、玛雅人的原始文字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历史记事和宗教祈祷祭祀方面的，这种内容容易用图画文字来表达，因而它促使这些民族的文字中保留图画文字的残迹。另一方面，这种内容决定了专有名词的频繁出现，从而导致这些民族的文字中很早就出现了音词字，以及“画谜式”表达多音节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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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苏美尔人最古的文献（这种文献是按“数目加计算物件的表示法”格式编写的）的内容主要是经济计算方面的，所以这种内容易于使图画文字的图像分解为一个个的表词字符号（数字符号加图画符号），从而它事先就决定了原始苏美尔文字的表词字性质。另一方面，这种内容事先决定了专有名词很少出现，以及苏美尔文字中音词字出现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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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文献的不同内容决定了青铜祭器上铭文的图画字性质和甲骨上殷代占卜铭文的纯表词字性质。这些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有残迹保留：在晚期的埃及宗教祈祷祭祀文献中残留着埃及圣书体文字；在信奉伊斯兰教各族人民的文献中残留着古典阿拉伯文；在天主教文献中残留着死的拉丁文，在东正教的祭祀文献中残留着教会斯拉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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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内容在更晚期对文字的性质也有影响。例如，在俄国彼得大帝时期，新的民用字体取代半正字体就是因彼得时期俄国书籍内容的改变引起的，因为除了祈祷书籍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科学性质和教学性质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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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语言特点和文献内容的影响以外，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的特征也还因为文字是一门特殊的技术的缘故。因此文字容易受到其他民族文字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加速该文字的发展，有时又阻碍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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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大多数文字体系是在邻近民族的文字的影响下形成的。没有外来的影响，只产生了原始句意文字的各种变体，以及世界最古老的民族的几种表词文字体系（中国汉族的、苏美尔的、埃及的、阿兹特克的、玛雅人等的表词文字体系），因为这些民族千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超过自己所有的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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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晚时期，其邻邦已有了发达的文字体系的那些民族的文字，形成的方式有所不同。在邻邦的比较完善的文字体系的影响下，文字的发展加快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发展经常失去方向；在机械借用时，文字又往往同民间语言发生矛盾。绝大多数现代文字体系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远东，日本、朝鲜及其他许多文字体系是由中国汉字产生的。在近东，腓尼基文字是在埃及文字影响下形成的，阿拉米文字是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文字又是在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与此相类似，在西方，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拉丁文字和斯拉夫-基里尔文字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欧洲一些民族的文字体系又是在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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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民族民间贸易、政治、宗教和文化联系的发展，文字史上借鉴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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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事实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封建制度下，不同民族采用的某些文字体系往往同他们采用新的宗教教义相联系——天主教（拉丁文），正教（希腊文及其派生的文字）、伊斯兰教（阿拉伯文）、佛教［在中东(9)是婆罗米字母和由它派生的一些文字，在远东朝鲜人、日本人和安南人（即越南人——译注）使用的汉字］。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时期，宗教教义是施加文化-政治影响和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最有影响的宗教，正如和它们有联系的文字体系一样，在封建时代就有了国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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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另外一些文字体系——摩尼教派的、聂斯脱利教派的、雅各教派的、伊西达教派的——与一些传播不广和延续时间不长的宗教教义相联系，这些宗教是作为与官方的国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这种文字体系同这些对立的教义一起产生，一起消失。在公元1000年代，特别是在近东和前亚，即在拜占庭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产生过很多这样的昙花一现的文字体系。这是因为对立的宗教教义总是在本质上追求外在的，在祭祀仪式上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宗教所致。在西欧，在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内，通过把祈祷仪式和祈祷书籍译成各国民间语言——与必须遵守的罗马教会的拉丁语相对立——的方式来取得这种独立。拜占庭与罗马不同，它容许用当地语言进行祈祷；因此与拜占庭对立的宗教教义的外在的独立，是顺着创立字形上不同于拜占庭文字的文字体系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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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封建主义时期才具有这种文字体系同宗教教义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时期，由于教会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推崇，它就变得特别气势汹汹和咄咄逼人，力求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实行垄断的统治；任何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也相应地成为反官方教会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总是以宗教异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对于更早一些时间来说，即当宗教还没有取得全国必须遵守的教义的性质时（在许多古代奴隶制国家中，每个城市往往都有自己崇敬的神，而且除了自己的神以外，还崇奉其他的神），宗教教义对普及文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封建制以后的时期，即当宗教已开始失去影响和力量之后，宗教教义的影响变得更小了。因此某些国外研究者常有的把文字同宗教的联系解释成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说法，应该认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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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时代，对文字普及影响最大的不是文字同宗教学说的联系，而是文字变成古时面积最大的和人种众多的国家——亚述、巴比伦、阿黑门尼德波斯、罗马帝国等(10)——的正式文字。接受了这些文字的民族（例如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在国际贸易上的联系，也对文字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某些文字（如希腊文字、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中国汉字）由于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在文化、文学和科学上繁荣昌盛而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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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字史上的影响有确实无疑的重大作用，但在革命前俄国和现代国外的著作中，这些影响的意义仍被过分夸大了。例如，经常没有考虑文字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和晚期阶段影响的不同作用；因此，企图从一个来源引出所有的文字，其中包括最古的文字，这种企图（F．Gommel、J．Вall、I．Gelb、R．Vulli等人）是同史料相矛盾的；整个文字史有时几乎完全归结为制订“谱系”图（Č．Loukotka）。对文字史来说，除了制订“谱系”图以外，研究每一种文字的特点才有较大的（而非较小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文字发展的重要规律，以及文字同民族的语言和民族发展的特点的联系；如果是另一种做法，那文字史就不可避免地只归结为尽量罗列一些偶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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