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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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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开始，等候的学生会接到一项指派的任务，去通知一名同学，说有一通重要的电话。电话有一半的可能带来的是好消息，一半的可能带来的是坏消息。研究者发现，根据消息的好坏，学生传达信息的方式会很不一样。倘若碰到的是好消息，传话的学生保准会提到这一点：“快去接电话，你有好消息啦，快去找实验负责人打听详情吧！”倘若消息不好，传话的学生就闭口不提了：“有电话找你。详细情况你最好是去找实验负责人问问。”显然，学生们早就明白，要想得到他人的好感，必须把自己跟好消息联系起来，而躲开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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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天气预报到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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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深明关联原理的奥妙，并会努力把自己跟积极的事情联系起来，跟消极的事情保持距离，哪怕他们并非事情的起因。好多奇怪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这类行为里最怪异的一部分，发生在竞技体育的大世界。不过，这里要说的不是运动员们的行动。毕竟，在激烈的比赛交手当中，偶尔做出些古怪举动无可厚非。更多的时候，暴躁狂怒、失去理性又热情无限的体育迷们才显得怪不可言。欧洲爆发的体育骚乱，南美疯狂的足球迷杀死了球员和裁判，还有本地球迷在特殊日子给本来就很有钱的球员赠送奢侈的礼品。这些事情要怎么理解呢？用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一切毫无道理。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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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非也。体育和狂热粉丝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这种关系严肃至死。以安德烈斯·埃斯科巴（Andres Escobar）一案为例。埃斯科巴是哥伦比亚国家队的一员，1994年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他误将一球送入己方大门。因为这个乌龙球，对手美国队获胜了，本来很被人看好的哥伦比亚队断送了晋级前程。回到家的两个星期之后，埃斯科巴在一家餐馆里被两名枪手打死。一记乌龙球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挨了整整12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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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想要自己支持的运动队赢得胜利，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但是我们是想向谁证明呢？当然是向我们自己，也是向其他所有人。根据关联原理，倘若我们能用一些哪怕是非常表面的方式，比如我们的居住地，让自己跟成功联系起来，我们的公共形象也将显得光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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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说明，我们会有意识地操纵我们跟输赢双方的联系，这样，在目睹这些关联的人眼里，我们会显得更好看些。我们展示积极的联系，隐藏消极的联系，努力让旁观者觉得我们更高大、更喜欢我们。我们这样做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最简单也最常用的一种就是巧妙地选择代名词。举个例子，你有没有注意过，主队胜利后，总有狂热的球迷冲进摄像机镜头，高高地伸出食指，大声叫道：“我们是第一！我们是第一！”请注意，球迷喊的不是“他们是第一”，也不是“我们队是第一”。这里用的代名词是“我们”，意在尽可能地拉拢跟得胜球队的距离和认同（见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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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体育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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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精神可不光是穿着相同的校队队服，阿拉巴马大学的学生们在自己球队获胜后，直接把学校名字写在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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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注意，碰到输球的时候，可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没有哪位电视观众听到球迷大叫：“我们是倒数第一！我们是倒数第一！”要是主队失利，我们最好是跟它保持距离。这时，代名词“我们”就不如疏远的“他们”好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中做过一个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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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描述一下几个星期前校队打橄榄球赛的结果。有些学生被问到的是一场校队输了的比赛；有些学生被问到的则是赢了的比赛。我和同事阿夫里尔·索恩（Avril Thorne）把他们说的话录音，记录学生使用代词“我们”的比例。统计出来的结果很明显，学生会在自己校队获胜的时候使用代词“我们”，把自己跟成功联系起来，“我们打败了休斯敦，17:14”，或是“我们赢了”。可输球的时候，学生就很少用“我们”了。相反，他们会有意识地让自己跟输掉比赛的校队保持距离，“他们输给了密苏里队，30:20”，或是“我不知道具体的比分，但亚利桑那队输了”。有个学生的评论绝妙地把亲近赢家、疏远失败者的双重愿望暴露无遗。他先是冷冰冰地报出了主队失利的分数：“亚利桑那输了，30:20。”接着他分外痛苦地脱口说道：“他们断送了我们夺取全国冠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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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体育赛场上存在这种吹嘘自己跟胜利者联系的倾向。比利时大选后，研究者想看看居民要过多久才会取下插在自己门口的支持这方或那方政党的标示牌。调查结果显示，要是标示牌上写的是获胜一方的政党，沉浸在积极关联中的户主保留它的时间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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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想沾染一点荣耀的光彩，但有些人似乎走得太远了些。是什么样的人呢？倘若我猜得没错，这些人不仅是热情的体育迷，也是一些有着隐性人格缺陷——自我意识太差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个人价值感过低，没办法靠推动或实现自身成就来追求荣誉，而只能靠着吹嘘自己与他人成就的关系找回尊严。我们的文化中有好几类这样的群体。爱跟名人套近乎，每次说起名人总是假装很熟的样子，这是典型的一类。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类人的行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成就并不来自本身。这可真是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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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里有些还会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来运用关联原理。他们并不会尽力抬高他人成功与自己之间的可见联系，而是会尽力抬高与自己有着明显联系的人的成功。最明显的例子大概要数那些一心想让自家孩子变成大明星的“星妈”了。当然，这么做的也不光是女性。几年前，在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一位妇产科医生中止了对三名学校官员妻子的服务，据说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篮球比赛里没有获得足够多的上场时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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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REPORT | 读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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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奥迪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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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超级电影迷，又在这一行工作。对我来说，每年最重要的日子就是奥斯卡颁奖之夜。我甚至会把颁奖仪式录下来，重放我喜欢的演员的得奖感言。我最喜欢的一段感言是1991年凯文·科斯特纳在《与狼共舞》夺下最佳影片之后说的话。我喜欢这段感言，是因为科斯特纳回应了那些说电影没什么重要性的批评家。确切地说，我真是太喜欢它了，干脆把整段致辞抄了下来，但致辞里有一段话我以前一直搞不懂。科斯特纳对于获得最佳影片奖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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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奖或许不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那么重要，但它对我们来说却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我的家人永远不会忘记此刻发生的这一幕；我的美洲原住民兄弟姐妹们，尤其是我的苏族同胞们，永远不会忘记；还有，当年跟我一起上高中的同学们，也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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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明白为什么科斯特纳永远不会忘记这巨大的荣誉，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他的家人永远不会忘记，我甚至知道为什么美洲原住民会记得它，因为这部电影就是讲他们的，但我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会提到他的高中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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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我读到体育迷们怎样觉得自己“分沾”了主队球星、球队获胜带来的荣耀时，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所有跟科斯特纳一起上过高中的人，在他得奖之后都会马不停蹄地告诉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我跟科斯特纳是同学！他们觉得自己也分享了这至上的荣耀，哪怕他们没为电影出过一分力。而且，他们这么想也是对的，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要想得到荣耀，你用不着非得当个大明星，有时候，你只需跟某个明星有点联系就成了。这多么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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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某电影工作室的这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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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在我自己的生活里也有不少。我曾经告诉我的建筑师朋友，我跟了不起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就是那位设计“流水别墅”的建筑师，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生的。实际上，我本人连条线都画不直，可我总能从朋友眼里看到我想要的那种赞许的反应。“哇，”他们似乎是在说，“你和赖特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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