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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罚。在威斯康星州，一个新申请入会的人因为忘了所有新人都必须在入会仪式上念的一段咒语，遭到了处罚。前辈们要他把脚放在一张折叠椅子的后腿下，然后让体重最重的兄弟会成员坐到椅子上喝啤酒。尽管这个人没有大喊大叫，但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他两只脚的骨头都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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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死亡的威胁。泽塔-贝塔-陶兄弟会的一名申请人被带到了新泽西州的一处海滩上，他被要求“自掘坟墓”。挖完坑以后，兄弟会的前辈们又要他躺进去，他照做了。几秒钟之后，大坑的侧面垮塌，把他给活埋了。等前辈们把他挖出来时，他已经没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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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成年仪式和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之间还有另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它们是不会消亡的。尽管人们想方设法地要取缔它们、打压它们，但这些仪式却异常顽强地存在着。当地政府或大学行政管理部门等权威机构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威胁、施加社会压力、采取法律行动、流放、收买、下禁令，想要劝说各方团体放弃入会或成年仪式里的这些既危险又羞辱人的做法，可是统统没用。权威机构严密监视的时候或许会有所改进，但那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等周围的压力一过去，它们就又会立刻浮出水面，只是会进行得更为秘密，更加严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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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汤加成年礼自1958年报道以来，这套严格的仪式并无太大改变。例如，2013年，部落中的23名年轻人在为期9天的成年礼中丧命后，南非政府才被迫叫停包括汤加在内的多个部落的成年礼。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大学兄弟姐妹会的欺辱性入会仪式。这类仪式自1657年在哈佛大学首次留下记录后便一直存在，难于根治，且有出人命的可能。关于入会的艰辛（无论其形式是让人感到尴尬还是痛苦）带给人积极影响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商业领域：如果消费者艰苦地（而非轻松地）得到了专享优惠，那他对这桩交易的态度就会更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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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大学，官方也试过用为社区服务的“帮忙周”来取而代之，甚至直接插手管控入会仪式。但兄弟会不是狡猾地规避这类管理，就是直接搞对抗。例如，在斯旺森窒息死亡之后，南加州大学的校长颁布新规定，要求所有入会仪式都必须由校方审定方可进行，在举办入会仪式期间，还要有成年辅导员在场。美国一份全国性杂志报道称：“新规定引发的骚乱相当暴力，连本市的警察和消防队都不怎么敢进入校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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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这种必然后果，其他大学的管理者干脆打消了废除“地狱周”的念头。“既然折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行为，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一结论，恐怕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来禁止它。你不让它公开进行，它就干脆转入地下。你不可能禁止人进行性行为，不可能禁止人喝酒，恐怕也不可能消除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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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到底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这些兄弟会看重到了如此地步？每当有人想要取缔入会仪式里有辱人格的危险做法时，这些团体就会想方设法地逃避、破坏、抗议，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些群体本身就是由心理扭曲、社交紊乱的人构成的，他们就是想看到别人受到伤害和羞辱。但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例如，有人研究了兄弟会成员的人格特质，发现他们在心理调整方面比其他大学生还稍微健康一些；再者，兄弟会向来是出了名的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公益活动，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把折磨人的环节从入会仪式里去掉。华盛顿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许多兄弟会的章程，大部分兄弟会都有类似“帮忙周”的传统规定，但这种社区服务跟“地狱周”并行不悖。社区服务跟入会程序直接挂钩的只有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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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折磨仪式上作恶的那些家伙，大多是心理稳定、关心社会的正常人，只是到了某种特殊的时候，即新成员加入协会的时候，才会跟周围的人一起，变得超乎寻常的严苛。因此，证据似乎是在说，仪式本身才是罪魁祸首。它那么严格，必定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对整个团体至关重要。折磨新人肯定起到了某种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令兄弟会拼死也要将它维持下去。那这种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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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有一项社会心理学圈外鲜为人知的研究给出了答案。两名年轻的研究者，阿伦森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想要验证他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费尽周折才得到某样东西的人，比轻轻松松就得到的人，对这件东西往往会更为珍视。”他们的神来之笔是，选择兄弟会的入会仪式来检验这一猜想。他们发现，忍受了令人超尴尬的入会仪式才得以加入性学讨论小组的女大学生，会觉得自己新参加的这个小组及其讨论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阿伦森和米尔斯预先安排好了，让其他小组成员“要多无聊有多无聊，要多无趣有多无趣”；另一些女生经历的入会仪式比较温和，甚至她们完全没有通过入会仪式就参加了讨论会，她们就觉得自己新加入的这个小组非常“没意思”。阿伦森和米尔斯两人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也是一样。当女生需要忍受痛苦才能入会时，在入会仪式上越痛苦，她们后来就越容易说服自己：新加入的这个小组及其活动非常有趣、聪明、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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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REPORT | 读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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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奥迪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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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你上个月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我当时和男友在伦敦，看到一家文身工作室在招牌上自称“全伦敦最便宜的眉环穿孔”。想到那么疼，我有点惊恐，但还是决定要去穿孔。刺穿的疼痛让我几乎昏迷，我没法动弹，也睁不开眼。我难受极了，鼓足勇气说：“快送我去看医生。”医生来了，她对我说会变好的。过了10分钟，我感觉好些了，但我向你保证，那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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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想到了父母，他们是不会为我做的这件事感到高兴的。但我想，或许我可以在去见他们的时候把眉环取下来。最终我还是决定算了，不取了，因为取下来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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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平面设计师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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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阿伦森和米尔斯研究中的年轻姑娘们差不多，你对自己忍痛获得的东西感到很满意，而且忠心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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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入会仪式上的折磨、羞辱甚至殴打，就都变得有意义起来。汤加部落里的父亲眼里噙着泪水，眼睁睁地看着10岁大的儿子晚上躺在“神秘院”冰凉的地板上瑟瑟发抖；大学二年级学生在“地狱之夜”神经质地大笑着打断兄弟会“小兄弟”的发言。这些并不是什么虐待狂的行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持团体的生存。奇怪的是，这样的举动却使得未来的成员觉得自己加入的团体更具吸引力、更有价值。只要人们一直珍惜并相信自己经过一番努力才得来的东西，这些团体就会继续安排困难重重的入会仪式。团队成员的忠诚和奉献精神，能极大地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生存概率。有人研究了54种部落文化，发现内部最为团结的部落，都有着最严格、最戏剧化的成年仪式。依照阿伦森和米尔斯的解释，严格的入会仪式极大地强化了新成员对团体的承诺感。因此不足为奇，各团体必然会想方设法地维系这一事关组织将来存活的纽带，倘若有人想取消它，那可是万万不能应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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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团体和组织也照样不能免俗。“新兵训练营”里的痛苦极具传奇意味，但又卓有成效。小说家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回忆了自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兵营的“集训噩梦”，同时也证明了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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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里……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新兵训练是一口严酷的大熔炉，但从这个熔炉里熬出来以后，他们却变得更坚强、更勇敢、更能承受磨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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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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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C国人改造战俘，还是大学兄弟会坚持入会仪式，只要对此类活动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一些有关承诺的宝贵信息。能有效改变一个人自我形象和将来行为的承诺，似乎都是当事人当着众人的面，付出努力主动做的。然而，有效的承诺还有一个比上述三点，即公开、主动和付出努力更重要的特征。为了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要解决C国战俘管理人员和大学兄弟会弟兄们所做的一些怪异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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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桩怪事是兄弟会的章程无不拒绝把公共服务活动纳入入会仪式。前面我们提到过，有调查报告说，兄弟会经常开展社区项目，但社区服务跟入会仪式几乎总是独立开来的。这是为什么呢？倘若兄弟会的入会仪式追求的是付出了努力的承诺，那肯定可以在里头包含一些艰苦、麻烦的公益活动，如修葺一下破旧的房子，到心理健康中心扫院子，去医院帮忙倒痰盂，这些事儿都是足够累人又不好玩的。再说，这类公益活动能极大地改善兄弟会“地狱周”仪式在公众心目中和媒体上的负面形象。调查显示，报纸上每登出一则有关“地狱周”的正面新闻，就会登出与其相关的另外五则负面新闻。就算光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兄弟会也应该把社区服务活动纳到入会仪式里，但他们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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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第二桩怪事，我们得回到C国战俘营和那儿为A国战俘举办的政治征文比赛上。C国希望能让尽量多的A国人参加比赛，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写一些支持C国的文章。然而，既然想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为什么奖品却这么小气呢？征文比赛的获胜者最多只能得到一些额外的香烟和少量的新鲜水果。从战俘营的环境看，尽管这些奖品还算有价值，但设些更大的奖励也是很容易达到的：保暖的衣物、通信时的特别待遇、更多的行动自由，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吸引人参加征文比赛。可C国人却特意选择了小气的奖品，不选更大、更吸引人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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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背景全然不同，但兄弟会拒绝在入会仪式里纳入公益活动，跟C国人不为征文比赛设置更刺激的奖品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希望参与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一旦做了，就没有借口可找，没有退路可选。新会员在入会仪式上主动承受了非人的折磨，他不可能说自己这么做只是出于慈悲心肠；同样，也不能让写了反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文章的战俘有机会在事后耸耸肩说，“我只是贪图那份大奖罢了”。绝对不行。兄弟会的章程和C国战俘营的征文比赛都是要让人做了以后就回不了头，光让兄弟们、战俘们写出承诺还不够，还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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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了一点：只有在认为外界不存在强大的压力时，我们才会为自己的行为发自内心地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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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厚的奖品就属于此类外部压力，它可以让我们去执行某一行动，但并不足以让我们自觉自愿地对此行动负责任。顺理成章地，我们也不会觉得该对它有什么承诺感。强大的威胁也一样：它能叫人当场顺从，却不大可能带来长期的承诺感。事实上，优厚的物质奖励或强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减少或“破坏”我们对某一行为的内在责任心，一旦奖励或惩罚不存在了，我们就不愿意再去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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