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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式关系对人类反应的影响，有着惊人多样化的适用环境和背景。但有三个常量是反复出现的。第一，建立在“我们”基础上的群体，其成员对群体内成员所带来的成果和幸福的偏爱，远甚于不属于本群体的成员所带来的成果和幸福。例如，互相竞争的工作小组的成员（每一小组包括两名人类队友和两个机器人）不光对自己的人类队友有着更积极的态度，对本团队中机器人的态度也比对对手团队的机器人（及人类队员）更积极！第二，“我们”式群体的成员，极有可能用其他成员的偏好和行为来指导自己，以确保群体团结。第三，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偏爱和追随的抱团冲动，是为了让我们的群体获得优势，并最终让自己获得优势。事实上，一群学者回顾了数十年来有关这一点的相关科学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群体主义不光普遍存在，它还是人类的本性。稍微留意，就能发现社会环境中这种偏袒是多么普遍而强大，并且大多数“按一下就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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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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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还记得第3章提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汽车推销员”吉拉德所取得的惊人销售成绩吗？他在连续12年中，平均每天卖出5辆汽车。他是靠着善结客源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也真心喜欢自己的客户。吉拉德经常给客户发去“我喜欢你”的明信片，总是确保他们购买汽车时得到快速而礼貌的服务，并一直给他们报出公平的售价。最近，有报道指出，吉拉德的销售数据已经被密歇根州迪尔伯恩汽车销售员阿里·雷扎（Ali Reda）所取代，后者的年销售量比吉拉德成绩最好的年份还要高（见图8-2）。雷扎先生在采访中承认，他密切关注了吉拉德的具体成功建议。但如果雷扎只是在模仿吉拉德，那他怎么可能超得过师父呢？他一定在“菜谱”里加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秘密成分。他的确加了，但那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从种族方面彻底地体现了“我们”式关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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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雷扎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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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扎是密歇根州迪尔伯恩阿拉伯社区的老面孔，他在此地创下了汽车销量的历史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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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的是，吉拉德的支持者对雷扎创下销售纪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不过，雷扎的销售经理支持了这一说法，因为他查看的经销记录与雷扎的说法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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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伯恩大约有10万人口，有着全美最多的阿拉伯后裔。雷扎本人就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并致力于成为阿拉伯社区（这是一个人际关系联系极为紧密的社区）里引人注目的活跃成员，他极力向这个群体推销自己。大部分客户来找雷扎，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自己中的一员，愿意信任他。如果从“种族”这个层面来划分“我们”，雷扎就彻底打败了吉拉德。吉拉德出生时的名字是吉拉迪，这暗示了他的西西里血统，所以在他的大多数顾客眼中，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实际上，吉拉德说自己不得不改名换姓，恰恰是因为当时有些顾客不愿意跟“外国佬”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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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证实了共同的“我们”身份能对销售结果带来有利影响：如果潜在客户跟未来的教练出生在同一个社区，那么前者更愿意接受个人培训计划的销售游说。同样，如果客户知道自己和将要去看的牙医的出生地相同，那么牙科服务套餐对他的推销就会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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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交易 如果共同的种族身份有助于解释雷扎为何能在紧跟吉拉德方法的同时超越吉拉德的绩效，或许，同样的因素还能解释另一个商业上的谜团。显而易见，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投资骗局要数华尔街业内人士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精心策划的庞氏骗局。分析师们聚焦于这起诈骗案意义深远的一些方面，比如其规模庞大（超过150亿美元）、持续时间很长（数十年都无人察觉），但另一个明显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受害者都是有着丰富金融知识的人，其中不乏头脑冷静的经济学家、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极为成功的商业领导者。事实上，从麦道夫哪怕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交付的利润也异常丰厚这一点而言，人们就应该很快对他产生疑心了。麦道夫一案不是“狐狸骗了鸡”，而是“老狐狸骗了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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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人类反应中的重大事件几乎从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它们无一例外均由多种因素共同造就。麦道夫事件也不例外。他在华尔街的长期经历、他声称采用的基于衍生品的金融机制的复杂性、“获允”加入他基金的投资者圈子的有限性，这些因素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积极的因素，那就是共同的身份。麦道夫是犹太人，他的大多数受害者也是犹太人，他们往往是麦道夫同为犹太人的助手寻觅来的。另外，新加入的人和过去加入的人互相认识，又是同一种族，这些都充当了社会证明：参加麦道夫的投资必定是个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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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类欺诈并不仅限于同一种族或宗教群体。这种被称为“杀熟”的投资骗局，几乎总是和群体内的成员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掠夺——拉丁人欺骗拉丁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欺骗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是一名意大利移民，他在1919至1920年从其他意大利移民手里骗取了数百万美元。麦道夫的庞氏骗局，就得名自庞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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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资决策，建立在“我们”基础上的选择，在其他金融交易里也普遍存在。在美国金融咨询公司内部，如果一名顾问和另一顾问种族相同，那么，要是前者存在财务不当行为，后者效法的可能性会是一般情况的两倍。一项研究考察了印度一家大银行的记录，发现信贷员对来自同一教派的申请人批准了更多的贷款申请，给予了更为优惠的条件。而且，这种偏袒有可能双向发挥作用：如果信贷员和贷款人来自同一宗教，那么贷款人的贷款偿还率会显著增加。这里还有一个群体内偏袒的例子：在一家餐厅里，当顾客受到不良的服务待遇时，如果服务员与顾客姓氏相同，顾客就不太愿意责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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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仍不足以证明群体内效应的跨文化影响，那就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在加纳，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通常会在出行前就车费进行协商。如果这两个讨价还价的人支持同一个政党，司机往往会以更低的车价接单——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转折。价格让步仅发生在选举前后的几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选民对自己所属的党派更为看重。这一发现说明了“我们”式群体反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会因突出群体身份的线索或环境而得到强化。因此，联盟或其他任何影响力原则的吸引力，不同于随时都释放吸引力的普通磁铁，而更类似电磁铁，它的吸引力受当下输入的电流强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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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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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旨在保护他人感情而说的无伤大雅的“白色谎言”（“不，这件衣服／这种发型／这枚鼻环真的很适合你”）和旨在伤害他人利益而说的“黑色谎言”（“要是你穿着它去跟我前男友约会，他会很高兴的”）之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蓝色谎言”。这种谎言有两种核心元素：既要保护他人，也要伤害他人；但不同的“我们”式群体，选择保护的对象和选择伤害的对象不一样。它们是故意讲述的谎言，通常是群体内成员为保护自己群体的声誉而对群体外成员说的谎。在这些身份融合的群体内部，联盟胜过真相。用政治色彩不太浓的一种方式来说就是，在群体成员的眼中，旨在强化“我们”式群体的欺骗，会在道德优于削弱本群体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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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蓝色谎言”类似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对某个群体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就会更乐于遵循该群体的规范，哪怕他们知道这些规范与现实脱节。研究表明，对所属党派有着强烈认同感的人，更愿意包庇、偏爱和追随同党派成员，这个结论与新兴的学术研究结论吻合，即党派成员的许多政治决定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基于对此类定义了身份认同的党派及其成员的忠诚。科学还对对此类偏见产生的心理神经学机制做了有益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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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我们”的逻辑中，群体内成员更愿意掩盖其同伴的过错，这样的逻辑并不只适用于政党。在受到警察质询时，首先，人们会强烈地偏向于不报告好友或家人等与自己联系紧密之人的有害行为；其次，当有害行为程度严重而非轻微（如盗窃之于非法音乐下载，肢体性骚扰之于目光骚扰）时，人们尤其不愿意报告；最后，人们承认，这种不愿意是出于保护自己声誉的心理。我们看到，“我们”真实暗示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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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政党的表现更为严重。有人回顾了相关研究后总结道：“这种（出于政治利益的）谎言似乎正在愤怒、怨恨和两极分化的氛围中蓬勃发展。对党派的认同太过强烈，一听到他人对党派的批评，就感觉像是对自我的威胁，进而引发一连串的防御心理机制。”听上去耳熟吗？这种狂热的党派认同，不光认可那些促进、保护自己党派的谎言，还会触发其他的防御机制。身份认同跟所属政党“融合”的人报告说，他们更愿意向政党隐瞒党内政客税务欺诈的证据。哪怕已经看到证据表明，两党对城市幸福做出了同等投入，狂热的党派成员仍会相信自己所属党派的贡献更大。研究者请人们将肾病患者的候选名单排序，以判断其是否有资格接受新一轮治疗。结果显示，人们会选择与自己党派一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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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光会偏爱自己所属党派的成员，哪怕在令人困惑的情况下，也会选择更相信同党派成员。在一项在线研究中，研究者向被试展示了若干种体型，并请他们根据一套指导方针对体型分类。划分到正确类型下的体型越多，被试得到的钱就越多。在判断怎样最好地将体型分类时，被试可以选择参考另一名被试（根据研究的设定，前者可以从此前的信息里得知后者的政治倾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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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被试会选择参考并照搬跟自己政治立场相似的人的答案，哪怕后者在这项任务中的表现相对糟糕。想想看：人们竟然更愿意在一项任务中求助于政治盟友的判断，然而，该任务与政治无关，盟友在任务中表现也较差，而且被试有可能因此受到金钱损失！总的来说，这些发现与新兴的学术研究结论吻合，即党派成员的许多决定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是基于忠诚，而忠诚则来源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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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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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体育比赛的组织者充分认识到，偏袒“自己人”是很自然的倾向，所以必须依靠独立的评判者（裁判）来维护规则，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评出获胜者。但对这些裁判员，我们能期待他们做到多公正呢？毕竟，如果说“部落主义是人类的本性”，那我们真的能合理地相信他们能做到不偏不倚吗？既然已经知道自己对“自己人”的偏爱，我们就应当对此保持怀疑的态度。此外，还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能支持这种怀疑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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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足球比赛中，倘若球员来自裁判的祖国，那前者往往会多获得10%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判罚。不管是精英裁判，还是经验不足的新手，都会产生这种偏向。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赛事中，裁判和投手之间是不是同一种族，会影响到投出的球是否被判断为“好球”。在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中，裁判对跟自己同一种族的球员判犯规的次数较少。研究者得出结论：由于上述偏差的程度太过严重，“球队取胜的概率，明显会受比赛执裁团队种族构成的影响”。因此，哪怕是经过专门挑选和训练要消除偏差的人所做出的判断，也会受到“我们”式群体偏差的影响。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了解影响体育裁判人员的力量，其实也就是那些能让球迷一边倒的声名狼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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