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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需要密切关注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新动态。从国外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者不断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这是因为二语习得研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解释，需要运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每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和假说，就意味着对现行理论和假说的补充和更新，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我们希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么首先是“赶”，然后才有可能“超”。因此，对于国外的新理论、新假说，我们应当及时引进，加以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从而为这些理论和假说提出补充和完善的变式，甚至受此启发而建构出新颖的理论和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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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自开创30多年来，一直在引进、吸收国外的各种理论和假说，并用之于实践。然而奇怪的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Cook，1993，同上），却未见国内有人多加关注，进而积极“入流”。尤其是对于“反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等假说，却少见相关评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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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烈炯《中国语言学在十字路口》（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在评论乔姆斯基（Chomsky）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时指出，当今世界语言学界没有任何其他学派比乔姆斯基的学说影响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语言学家中追随功能学派的大大多于接受生成学派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功能主义当然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人为什么厚此薄彼?”为此，徐烈炯曾询问过功能语法代表人物之一韩礼德（Halliday）这一问题，韩的回答是，中国的功能语法学家主要是外语教师，而且他本人本来也是语言教师，他的理论比较切合语言教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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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至今不“入流”，大概也是由于在乔姆斯基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二语习得理论流派不那么“切合语言教师的需要”吧！换言之，基于对二语习得研究的目的是为外语教学服务这一传统认识，既然要为外语教学服务，那么忽略“反向迁移”等现象，即二语对一语的影响，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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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二语习得研究确实是从外语教学法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上文也提到，弗利斯（Fries）于1945年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将对比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教学，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萌芽。其后兴起的中介语研究，也是旨在找到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天然路线”（natural route），以便据此为课堂二语教学内容的呈现设计一个合理的次序，以提高二语学习的成效。同样，我国引进二语习得理论，也是因为其“植根于外语教学”（王初明《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序》，载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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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它早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课堂教学之外的自然习得，以及影响二语习得的众多内外部因素，以便揭示二语习得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为了直接用于指导二语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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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语习得研究的初创期，即“对比分析”时期，其研究目的可以说就是为了指导教学。在它的发展期，即“偏误分析”时期，其研究目的已经转变为描写学习者语言的特征。而在它的成熟期，其研究目的则倾向于把二语习得放在人类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的宏观框架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解释其本质。由此看来，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从初创到成熟，伴随而来的是与语言教学渐行渐远。因而，科德（Corder）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二语习得研究更关注的是学习过程，与语言教学已经呈现出了分离的趋势（Corder，P.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60年代后期以来，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重心不再是教学法，而是学习者特征及其在习得过程中的作用”（秦晓晴《第二语言习得中认知方式研究的现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第2期）。当然，与语言教学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从此不再为教学服务，而是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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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人们也越来越关心二语学习中的“最终成效”问题。在这个方面，库克（Cook）所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概念，可能是目前较有解释力的假说之一。因为它已经超越二语习得本身来看二语习得，更强调把“二语学习者”看作“二语使用者”，并关注他们“在一个心灵（mind）中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识”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为单向的“迁移”或“影响”。根据这种假说，二语使用者有可能正在建构一个既不同于其母语的单语者语言能力，又不同于其目的语的单语者语言能力的第三种“复合式”语言能力，即“多元语言能力”。这个概念与“中介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中介语”仅指以目的语规范为衡量标准的第二语言知识。那么，如果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就将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二语学习者/使用者的二语能力和总体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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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外语教学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英语的普及和“过热”，大学生汉语水平的普遍“下降”，一些国人已经持续发出“英语六级，汉语一级”这样的指责，要求“像保卫黄河那样保卫母语”、要求母语免遭英语“污染”的声浪也一波接一波地袭来。这些攻击的矛头固然是指向国家外语政策的，但那些一生致力于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英语教师自然也难辞其“咎”。而且，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已经提示：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对母语的“反向迁移”也越严重。那么，如何评价这种“反向迁移”，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向迁移”，或者是否有可能以及有必要避免“反向迁移”，等等，就成为摆在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面前绕不过去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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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我们的外语教师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旦国家外语政策有变，导致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甚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外语学习的良好环境受到重创自不待言，而“植根于外语教学”的二语习得研究，就成了“无根之木”，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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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暂时还感受不到同样的压力，因为即使外国学生的母语发生了“反向迁移”（已有少量研究也证明确实存在），那么自然由人家本国政府去管，犯不着我们“瞎操心”，说不定还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辉煌成就”呢。因此，只要全球“汉语热”能够持续升温，总有我们的一碗饭吃——不过，且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息息相关、互相支撑的。说得简单点，如果中国人不再热衷于学英语了，就意味着国门重又关上了，那汉语教师还拿什么去维持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动机?仅靠汉语汉文化本身的“魅力”就足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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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即使仅仅是为了“教学”，我们也不能对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置若罔闻，采取“鸵鸟政策”，而是需要所有的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加以理论上的解答，以实现我国二语习得研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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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语言大国，也是一个语言学习的大国。中华民族本身就是由历史上众多的不同民族融合而成，而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二语学习的过程。汉语也是历史上众多的不同民族语言融合的结果，而语言融合的必经之路就是二语学习。直到今天，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语教育大国，而且拥有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目的语——汉语。按理说，我们拥有最丰富的二语习得研究资源，最有条件引领世界二语习得研究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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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位伟大的学者关注过二语习得问题，他就是“孔孟之道”的二号人物——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了孟子所讲的“一傅众咻”故事。孟子通过“楚大夫之子学齐语”的“案例”（即“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比喻强调了环境对君王向善的至关重要性。而这个比喻，就涉及了二语习得的学习环境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那位“楚大夫之子”在课堂上“学习”二语，尽管有条件请个“一对一”的“外教”（tutored），即使每天抽着鞭子逼他，也还是学不会；反之，如果让他在齐人的里巷之中住上几年，没人教他（untutored），他却自然而然地“习得”齐语了。这就意味着，语言是在二语环境（second language environment）中“习得”（acquired）的，不是在外语环境（foreign language environment）中“学得”（learned）的。这与克拉申（S.Krashen）的“习得——学习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也与“交际能力理论”（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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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孟子他老人家早就对二语习得过程作了一番类似“观察式”（empirical）的“研究”，留下了这么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案例”，只是这一思想火花淹没在他的儒家思想的灿烂光辉之中，而未得到发扬光大。对这一类观察到的现象，此后的2000多年中也未见有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实在是可惜了。当然，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一言难尽，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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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孟子的时代，而是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时代。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我们确实有责任、有条件走出一条引领世界潮流的路子。这应该是我国所有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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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以上的考虑，我撰写了这本《第二语言习得通论》。本书在国内外二语习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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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首先简要梳理了二语习得研究的概貌，然后就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二语语用能力习得、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等重点和热点课题分别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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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过程中，本书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的理论假说和研究结果。同时，本书努力打破外语习得研究与汉语习得研究的隔阂，将国内外语教学研究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进展加以通盘考察，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在语言运用方面，本书在坚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注意表述上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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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开始于2004年，至今已有近10年之久。本书的最初形态是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第二语言习得”的讲稿，此后不断进行修改充实，日趋成熟，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2008年，本书申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特色研究项目”基金，获得立项。2010年7月，在本书内容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研究课题《英汉双语者请求行为表现的多元语言能力双向研究》申请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获得立项（项目编号：10BYY025）。同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冯勤编辑和任雅君编辑的鼓励下，本书申请当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基金，获得立项。在本书申请立项的过程中，先后获得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卫乃兴教授、国际教育学院凌德祥教授等专家的指点和推荐。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曾给予各种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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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第一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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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笑话说：一天，猫妈妈带着一群孩子在散步，遭遇一只狗的吠叫挑衅。猫妈妈就对着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结果把狗吓走了。猫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你们看，学会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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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一门外语确实很重要。粤语中有一句俗语，叫“鸡同鸭讲”，形容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无法用语言来交流。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就不得不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了，这就是第二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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