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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文字距离”问题，适用于世界上那些有文字的语言。世界文字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分为各种类型，如表音文字、音节文字、语素文字等。那么，采用同一类型文字的语言之间，其文字距离就较近，反之则较远。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字类型，与其他类型的文字之间距离最远。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即使采用了同类文字，也会在“正字法”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例如日语也部分采用汉字，但日语汉字与汉语汉字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文字内部，也会出现差异，例如汉字的繁体和简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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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语学习往往需要借助文字，而且二语习得也包括书面语的习得，因而文字因素也会影响到二语习得。这对文字距离较远的学习者而言，甚至可能成为二语学习的最大障碍。例如外国人的汉字习得问题，对日本人、韩国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欧美人来说，则可能是头等重要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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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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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情感、心理特征。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态度、个性、焦虑、自信心、竞争性、抑制（inhibition）等（详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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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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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认知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语言学能、认知风格等（详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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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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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起始年龄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年龄效应，语言习得的“关键期”等（详见本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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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性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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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性别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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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两性与二语学习有关的生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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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两性不同的认知、情感等心理特点。有研究显示，男性可能理解力较强，女性可能模仿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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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策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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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学习策略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善学者的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类型以及不同的学习者采用各种学习策略的特点（详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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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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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身份，学习环境，社会教育模式，文化差异，语言输入、输出与交流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从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角度来观察二语习得，逐渐兴起了对外部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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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身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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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社会身份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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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身份，指男性学习者和女性学习者所具有的与性别有关的社会身份特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凭直觉就能感知到性别差异在语言习得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这种直觉也经常能够得到相关研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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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语习得中，有一个共识，即女性享有速度方面的优势，至少在初始阶段是如此。换言之，女孩子会比男孩子早“开口”。在听辨能力方面，女性也有不可小觑的优势。爱森斯坦（Eisenstain，1982）的实验发现，在一项方言辨别任务中，女性的表现显著地优于男性，甚至达到能够辨认出哪些方言具有较高或较低声望的程度。简单说来，女性的耳朵比男性“灵”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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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使用中，女性和男性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例如，汉语的“娘娘腔”一词，如果指语言方面，就是形容一些男性在说话时出现的女性“腔调”，包括女性常用的词语、语法语调、音位变体等。这也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莱考夫（Lakoff，1973）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女人的语言”（woman’s language），其特点就是常用诸如反义疑问句（question tags）这样的避险手段（hedging devices）。在言语行为方面，津墨尔曼和维斯特（Zimmerman&West，1975）在其关于会话中的性别角色的研究中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打断对方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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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1991）则提出了两项假设：①在稳定的社会语言层级中，男子使用非标准形式的频率高于女子；②在大多数语言变化中，女子使用新出现形式的频率高于男子。换句话说，女性在日常语言使用中更为“中规中矩”，但在语言的变化过程中却又常常“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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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学习者的性别差异也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且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研究，不过尚不够系统，也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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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学习成效方面。法尔哈迪（Farhady，1982）分析了美国800名大学生在西班牙语分班考试中的听力理解成绩，结果发现，女性被试显著胜过男性。博伊尔（Boyle，1987）针对香港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研究则发现，尽管女性的整体语言能力（general language proficiency）优于男性，不过男性在听力词汇（listening vocabulary）测试中的表现要优于女性。但他并未进一步探究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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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贝肯（Bacon，1992）针对美国大学生西班牙语学习的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两性之间在外语听力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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