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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社会和文化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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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化流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关注二语习得的外部(即社会和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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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语言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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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视角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术语来研究二语习得,并整合了认知理论和对比分析理论的迁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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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钦化假说和文化适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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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舒曼(Schumann,1976)提出了二语习得的“皮钦化假说”(pidginization 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的语言是一种皮钦化(pidginization,又译“语言混合化”、“洋泾浜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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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源自一个案例研究。舒曼(Schumann)研究了一个正在美国习得英语的名叫阿尔伯托(Alberto)的33岁的哥斯达黎加人。他在整个的10个月的阶段中几乎没有在阿尔伯托(Alberto)身上发现任何语言发展。阿尔伯托(Alberto)自始至终使用了一种“缩减而简化的英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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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在否定句发展的第一阶段(亦即“no+动词”结构的使用)以后没有进步,在疑问句中继续使用陈述句的语序而不是倒装语序(如“*Where you get what?”),他并没有真正习得助动词,而且他没能为过去时态标记规则动词以及为所有格标记名词。他似乎已经习得的语法手段(如复数“-s”和系动词“is”)可以解释为是从他的母语——西班牙语的正迁移而来。简而言之,阿尔伯托(Alberto)显示,在一个很早的发展阶段就已经石化了(fossilized),舒曼(Schumann)称之为“皮钦化了”(pidgi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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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舒曼(Schumann)列出了几条可能的原因,例如智力和年龄,然后又全部排除了。于是他试图用形成皮钦语的原因来解释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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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Schumann)认为,当学习者未能同化于目的语群体,也就是说,当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时,就会导致二语习得中的皮钦化现象。他认为,学习者未能文化适应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这关系到学习者个体加入目的语群体从而与之交往的程度。学习者的社会距离是由一些因素决定的。那么,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应该是这样的:由于目的语群体和二语群体互相以社会平等的眼光看待对方而几乎没有社会距离;两个群体都希望二语群体同化于目的语群体并分享相同的社会便利;二语群体缺乏凝聚力(亦即与目的语群体有着较多的交往);二语群体较小;两个群体相互之间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以及二语群体相对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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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Schumann)提出,社会因素决定了与学习者个体所体验的那种二语接触的总量以及他们在学习中的成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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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舒曼(Schumann,1978)以“距离”为中心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型”(acculturation model,又译“文化融合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二语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二语学习者始终处于从不适应过渡到适应的连续统中,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文化适应程度将决定其习得目的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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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Schumann)也认识到,社会距离有时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变得重要了,他还判别了一系列更深层的心理因素,诸如“语言休克”(language shock)和动机,以此来解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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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Brown,1980)进一步提出,二语习得与文化适应的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学习者轻易地与外国语言文化发生关系并做出反应的能力)。他区分了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①最初的兴奋和愉悦;②文化休克,导致对目的文化情感上的疏远和敌对;③文化压力,包括渐进而摇摆的康复;④被新文化同化或适应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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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阶段③是决定性的时期。如果学习者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适应力就能走过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并习得一门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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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族语言认同理论和言语调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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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贾尔斯和约翰逊(Giles&Johnson,1981)从社会结构的(sociostructural)角度,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提出了“种族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以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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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认同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会通过语言纽带连结成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交群体(social groups)。在人际交流中,他们会采取不同的交际策略,即要么努力与对方的言语形式保持一致,以强调双方的社会内聚性(social cohesiveness),这是一个趋同(convergence)的过程。要么故意保持不同,以强调双方的社会区分性(social distinctiveness),这是一个趋异(divergence)的过程。那么,在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中,不同的种族群体(ethnic groups)也同样会产生“种族语言认同”,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也可能采取或不采取积极的语言区分策略(linguistic distinctiveness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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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尔斯和瑞安(Giles&Ryan,1982)进一步指出,在族际交流中,说话者会评估一种情景,然后决定采取“地位”(status)策略还是“团结”(solidarity)策略,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person-centred)策略还是“以群体为中心的”(group-centred)策略。当人们处于强调与其自身群体内部团结一致的情景中,就可能出现与外部群体的“语言趋异”(linguistic divergence),而当他们处于更关心地位并且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中,就可能出现“语言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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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比博和贾尔斯(Beebe&Giles,1984)进一步提出“言语调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又译“言语顺应理论”),试图解释学习者本身所处的社会群体如何影响二语习得的过程。他们认为,二语学习者在与母语者交际中,存在“社会调适性”(social accommodation)问题。“社会调适性”强,就是趋同;“社会调适性”弱,就是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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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二语习得的成功包含着“长期趋同”(long-term convergence)。也就是说,当社会条件使得学习者被激发趋同于操母语者的规范(亦即像操母语者那样讲话),结果会有高水平的进步,但当社会条件鼓励学习者保持自己的社会小群体,他们就学得更少。当学习者致力于频繁的长期的趋同时,二语学习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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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连续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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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泰容(Tarone,1983)系统研究了学习者语言的多变性,提出了中介语的“能力连续统”(Capability Continuum)理论来加以解释。她认为,学习者发展了使用一门二语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学习者根据各种不同的因素来使用的一些不同的“风格”,这些“风格”构成了一个“风格连续统”(stylistic continuum)。在这个连续统一端的是“审慎风格”(careful style),当学习者觉得需要把话说“对”而自觉地注意他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时,这种风格表现得很明显。在另一端的是“通俗风格”(vernacular style),当学习者在自由交谈中对语言形式做出本能的选择时,这种风格也表现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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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本学习者发现他们很难学会发“zoo”和“churches”中的/爪/音。研究者在日本学习者中收集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自始至终的和在不同的语言使用条件(自由谈话,朗读一段对话,以及朗读一组组单独的词语)下的英语口语样本,结果发现:日本学习者在朗读单独的词语时,发/爪/音最准确,而在自由谈话时,发音最不准确。当他们朗读对话时,其发音水平介于两者之间。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在审慎风格(亦即朗读一组组词语)中比在通俗风格(亦即自由谈话)中以大得多的程度改善了他们准确地发/爪/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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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泰容(Tarone)的观点,中介语的语法虽然不同于操母语者的语法,但仍然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建构的,因为操母语者确实拥有一系列相似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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