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312534
1705312535
舒曼（Schumann）也认识到，社会距离有时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变得重要了，他还判别了一系列更深层的心理因素，诸如“语言休克”（language shock）和动机，以此来解释这个问题。
1705312536
1705312537
布朗（Brown，1980）进一步提出，二语习得与文化适应的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学习者轻易地与外国语言文化发生关系并做出反应的能力）。他区分了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①最初的兴奋和愉悦；②文化休克，导致对目的文化情感上的疏远和敌对；③文化压力，包括渐进而摇摆的康复；④被新文化同化或适应新的文化。
1705312538
1705312539
他认为，阶段③是决定性的时期。如果学习者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适应力就能走过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并习得一门二语。
1705312540
1705312541
（2）种族语言认同理论和言语调适理论
1705312542
1705312543
1981年，贾尔斯和约翰逊（Giles&Johnson，1981）从社会结构的（sociostructural）角度，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提出了“种族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以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
1705312544
1705312545
语言认同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会通过语言纽带连结成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交群体（social groups）。在人际交流中，他们会采取不同的交际策略，即要么努力与对方的言语形式保持一致，以强调双方的社会内聚性（social cohesiveness），这是一个趋同（convergence）的过程。要么故意保持不同，以强调双方的社会区分性（social distinctiveness），这是一个趋异（divergence）的过程。那么，在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中，不同的种族群体（ethnic groups）也同样会产生“种族语言认同”，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也可能采取或不采取积极的语言区分策略（linguistic distinctiveness strategies）。
1705312546
1705312547
贾尔斯和瑞安（Giles&Ryan，1982）进一步指出，在族际交流中，说话者会评估一种情景，然后决定采取“地位”（status）策略还是“团结”（solidarity）策略，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person-centred）策略还是“以群体为中心的”（group-centred）策略。当人们处于强调与其自身群体内部团结一致的情景中，就可能出现与外部群体的“语言趋异”（linguistic divergence），而当他们处于更关心地位并且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中，就可能出现“语言趋同”。
1705312548
1705312549
1984年，比博和贾尔斯（Beebe&Giles，1984）进一步提出“言语调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又译“言语顺应理论”），试图解释学习者本身所处的社会群体如何影响二语习得的过程。他们认为，二语学习者在与母语者交际中，存在“社会调适性”（social accommodation）问题。“社会调适性”强，就是趋同；“社会调适性”弱，就是趋异。
1705312550
1705312551
他们认为，二语习得的成功包含着“长期趋同”（long-term convergence）。也就是说，当社会条件使得学习者被激发趋同于操母语者的规范（亦即像操母语者那样讲话），结果会有高水平的进步，但当社会条件鼓励学习者保持自己的社会小群体，他们就学得更少。当学习者致力于频繁的长期的趋同时，二语学习就成功了。
1705312552
1705312553
（3）能力连续统理论
1705312554
1705312555
1983年，泰容（Tarone，1983）系统研究了学习者语言的多变性，提出了中介语的“能力连续统”（Capability Continuum）理论来加以解释。她认为，学习者发展了使用一门二语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学习者根据各种不同的因素来使用的一些不同的“风格”，这些“风格”构成了一个“风格连续统”（stylistic continuum）。在这个连续统一端的是“审慎风格”（careful style），当学习者觉得需要把话说“对”而自觉地注意他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时，这种风格表现得很明显。在另一端的是“通俗风格”（vernacular style），当学习者在自由交谈中对语言形式做出本能的选择时，这种风格也表现得很明显。
1705312556
1705312557
例如，日本学习者发现他们很难学会发“zoo”和“churches”中的/爪/音。研究者在日本学习者中收集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自始至终的和在不同的语言使用条件（自由谈话，朗读一段对话，以及朗读一组组单独的词语）下的英语口语样本，结果发现：日本学习者在朗读单独的词语时，发/爪/音最准确，而在自由谈话时，发音最不准确。当他们朗读对话时，其发音水平介于两者之间。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在审慎风格（亦即朗读一组组词语）中比在通俗风格（亦即自由谈话）中以大得多的程度改善了他们准确地发/爪/音的能力。
1705312558
1705312559
按照泰容（Tarone）的观点，中介语的语法虽然不同于操母语者的语法，但仍然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建构的，因为操母语者确实拥有一系列相似的风格。
1705312560
1705312561
然而，艾利斯（Ellis，1985）评论认为，这个模型也有一些问题。
1705312562
1705312563
首先，该理论提出之后的一些研究表明，学习者并不总是在审慎风格中最准确而在通俗风格中最不准确。有时讲二语的人在通俗风格中会表现出最大的准确度。例如，当会话中一种特别的语法手段对传达一个特定的意思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是如此。
1705312564
1705312565
其次，社会因素的作用还不清楚。操母语者是根据说话对象进行风格转换的，对于不熟悉的受话人，尤其当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受话人时，使用审慎风格，而对于社会地位相同的熟悉的受话人，则使用通俗风格。换句话说，操母语者之间的风格转换反映了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不过，这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却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例如，“社会群体”的概念是否适用于课堂上的外语学习者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学习者的风格转换，正如以上所提到的对日本学习者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并非出于社会因素。这说明，在学习者的语言使用中表现得很明显的多变性是由心理语言学因素（亦即反映了准备输出的机会）而不是由社会因素来激发的。简言之，泰容（Tarone）的理论似乎更多地关系到变异的心理语言学因素，而不是社会因素。
1705312566
1705312567
（4）投资理论
1705312568
1705312569
佩尔斯（Peirce，1995）则提出了关于社会认同的“投资”（investment）理论。她认为，二语学习者有着复杂的社会认同，这些认同只能放在塑造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学习者的社会认同是“多重的和矛盾的”。他们有时“从属于”（subject to）某种认同，有时则成为某种认同的“主体”（subject of）。他例举了一个名叫伊娃（Eva）的移居加拿大的成人英语学习者的日记中的一段摘要来解释这一点：
1705312570
1705312571
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女孩指着那个男人说：“你看见他了吗?”
1705312572
1705312573
1705312574
1705312575
1705312576
1705312577
1705312578
1705312579
“看见了。怎么啦?”我说。
1705312580
1705312581
1705312582
1705312583
[
上一页 ]
[ :1.7053125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