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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当今社会某些儿童在学习阅读方面的无能，即“阅读障碍”（dyslexia，又译“诵读困难”、“识字困难”）发生的原因，有人（Sladen，1981；Scovel，1988）甚至认为，它就是我们在社会生物学上设置的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通道进行最有效交流的那种倾向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后果。说得通俗点，就是人类早期确实是主要通过听觉来进行交流的，当文字发明以后，人类越来越习惯于视觉的阅读，但仍然有人不习惯，于是出现了“返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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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些针对人类听觉灵敏性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一些“特征探测器”（feature detectors），就是大脑中被组织起来的神经元群（groups of neurons），它们被用来感知那些被严格限定的某种类型的感觉传递活动。由此可以推断，人类对言语的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的辨认，所依赖的就是人类颞叶（temporal lobe）中的听觉特征探测器。其中针对只有两月龄的新生儿的一些研究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人类中由遗传指定的特征探测器的存在，这些特征探测器能够发展起来而在针对人类嗓音和语言的识别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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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兰奇和简金斯（Strange&Jenkins，1978；Scovel，1988）就所有这些关于天赋的自然能力和早期环境之关系的发现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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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研究报告提示，先于任何延伸的语言经验，好几个“自然的”语音界限被观察到了。这样的界限已经在一些语言环境中被发现，而在这些环境中，这样的区分并不被成年说话人所使用。然而，成年人跨语言研究报告显示了对成年人语言中不具有语音重要性的听觉维度的明显迟钝。这样看起来，在一个人习得其母语时，天赋敏感性的明显减弱现象发生于整个成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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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的遗传基因中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种听觉特征探测器呢?斯科威尔（Scovel）认为，一是为了在短时间内习得母语，二是为了识别不同的人类群体（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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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使得儿童快速习得构成所有母语基础的极度详细而复杂的语音和音系信息成为可能。如果大自然强制我们在出生后去学习关于人类言语的每样东西，而且没有赋予我们一个遗传上的先机，那么人类言语也就不会存在了。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乔姆斯基所主张的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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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人类婴儿为什么已经装配有语言的特征探测器，这就是由于特征探测器在嗓音识别中是有用的。由于这些听觉能力对社交互动如此奇妙而有益，因此，正是这种识别群体而非个体的才能应当成为我们这里的焦点。换句话说，这种高度灵敏的听觉能力，不仅用来识别不同的个体，而且用来识别不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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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人类为什么需要拥有这种天生设置的互相区分以不同的嗓音为标志的“群体”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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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认为，一个在遗传上编了码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应”，就是一项由最终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对基因具有生存价值的特性。而人类外国口音的出现与辨认也是适应性的，也是为了各自“群体”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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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身群体的生存，一些动物的群体之间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这是一种在人科动物身上同样明显地具有的行为。威尔逊（Wilson，1975）提出的生物学模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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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中的侵略性反应的最有力的唤起因素就是一个陌生者进入视线，尤其是一个对领地的侵入者。这种恐外（xenophobic）原则几乎在每一个显示出较高级社会组织形式的动物群体中都能得到证明。雄狮通常是狮群中比较懒散的成年动物，当陌生雄狮进入视野时，它们会猛醒过来并开始发出充满野性的阵阵吼叫。在一个蚂蚁聚居地的日常社交生活中，无论压力有多大，只有几个外来工蚁的初次进入才能激活这个群体。这一原则可以延伸到灵长目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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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威尔（Scovel）解释说，回顾一下我们人类既表现在物种内部也表现在物种外部的竞争性，然后再思考一下由威尔逊（Wilson）所作的论述，深思一下人科动物（the hominids）及其祖先类人动物（the Hominoids）的进化。这些流动而游食的前人类（prehumans）的竞争中的群体是怎样能够互相区分的呢?它们不拥有昆虫信息素的区别性气味、鸟儿的引人注目的羽衣，或者白冠雀的曲调；但是，它们确实有自己的已经进化成为一种敏感的交际系统的嗓音。那么，假如我们认为它们的嗓音还充当了一种识别手段的话，就是符合逻辑的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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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嗓音，个体能够认出它们自己的群体，并把自身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利用这些声音，它们能在甚至是很远的距离外识别出陌生者。而且这样一来，如果说竞争性与侵略性是生物学行为的重要部分的话，那么一个说话声足以将朋友和敌人区分开来。事实上，在人科动物中，两个相邻群体间的种族差异是很小的，如果毕竟还是存在差异的话。还要记住，夜间较低的能见度限制了视觉认知，而且一旦小的团伙成长为较大的群体，就有必要依靠广泛的、具有区别性的言语特征来为社交认知提供暗示，而非仅仅依靠识别个体嗓音的超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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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个进化上的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大约12年的时间限制，用于无口音的语言习得呢?似乎可以这样假设：口音的出现与辨认这两种情况应当围绕青春期（puberty）而发展，因为就像所有其他的动物学习行为一样，以前面讨论过的白冠雀为代表，铭记（Imprinting）行为只有在社交接触的早期阶段之后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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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的铭记行为一样，这些学习行为有一个截止时间限制，而对于人科动物进化中的语言习得来说，铭记在青春期衰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科动物——当然还有人类——在性的方面（sexually）准备好向基因库（the gene pool）做出贡献的时间，这样，在此之前，个体有能力把可能增强未来遗传成功机会的配偶和那些可能抑制这些机会的配偶区分出来，而这样做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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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论述，斯科威尔（Scovel）最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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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观点可能是推测性的，但这些来自不同学者和不同领域的观点都对我们人类语言关键期的存在产生了共鸣。再者，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基因设置成在我们进入青少年期（teens）之前完成无口音言语的习得。从社会生物学看待人类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基因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口音是大自然保持基因语言隔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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