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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怀特和吉尼西（White&Genesee，1996）调查了89名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其中母语为法语的加拿大人51名，移居加拿大的移民38名。他们对被试作了面试录音，然后请两名英语母语者进行判断，结果其中45名被试的录音材料被判定为具有母语者水平。这个结果证实：无论在语音、词汇选择、形态句法等方面，都不存在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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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对语音习得关键期的社会生物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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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生物学与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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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是一门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旨在通过进化论来研究动物和人的社会行为，即社会行为是如何演变和如何被写入基因的。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动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出版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Wilson，1975），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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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生物学家一直承认动物和人类之间有着某种演变上的连续性，但多数生物学家更强调人类特性的主导性。换言之，他们承认人类虽然也属于动物界，但人类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制约着动物行为的那些生物因素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未必仍起同样的作用。威尔逊（Wilson）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一些动物从最初的择偶到最后的交合与生育，会经历一个非常繁复的仪式过程，与人类的求偶过程非常相似。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由某种相同的内在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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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际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动物虽然没有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但是它们仍然拥有各自或简单或复杂的交际手段，这就为在人与动物之间进行类比研究提供了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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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社会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二语语音习得的关键期问题，应该是可以尝试的。例如，1988年，斯科威尔出版《说话的时间：针对人类言语关键期的心理语言学探索》一书，就明确主张，语音习得关键期是人类的生物学天赋的一部分（Scovel，1988）。说得简单点，人类之所以在青春期之后再学一门二语而无法摆脱外国口音，这是基因密码中预先设定好的，这与某些动物具有相似性。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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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鸟语习得关键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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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威尔（Scovel）是根据鸟语习得关键期的研究成果。来解释语音习得关键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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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戈尔德和马勒尔（Gould&Marler，1987；Scovel，1988）通过回顾针对白冠雀（the white-crowned sparrow）特有歌声的习得而做的广泛研究，证实了鸟语习得的3个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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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实有一个天赋的释放机制，即鸟儿与生俱来的用它自己的“口音”歌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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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必要的信号刺激的存在，即成熟白冠雀的歌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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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者在一个关键的或者敏感的时间段（即孵化出世50天）内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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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有这些信息在遗传上的传输，对白冠雀的基因库的维持一直是重要的。基因把天然的、环境的以及与时间有关的这3个成分协调地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混合物，以构成该物种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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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白冠雀的歌声学习展现了巨大的独特性。幼年雄鸟能够本能地识别并优先学习其本物种的歌声。如果给幼年的雄白冠雀播放成年白冠雀的歌声和成年歌带鹀（song-sparrow）的歌声的录音带，它首先会开始一个实验期，称为“副歌期”（subsong），然后产出一种与它听过的白冠雀歌声十分相似的成形的歌声。如果只给它播放歌带鹀的歌声的录音带，它不会学习这种歌声。它仍然会经历“副歌期”，但是它最终的成形的歌声既不像歌带鹀，也不像白冠雀。没有听过播放歌声的鸟则不会学习任何东西。如果这只幼鸟听到白冠雀的声音，但在“副歌期”开始之前失聪了，那么它就不能够学习怎样产出它听过的歌声，而是会产出没有旋律结构的不成形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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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研究，斯科威尔（Scovel）首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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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从一种社会生物学视角考察鸟歌与人类言语的可能类比之前，需要把“歌声”（songs）和鸟“叫声”（calls）区别开来：歌声一般只是雄鸟用于交配季节；鸟叫声则同其他动物的叫声一样，倾向于被该物种的全部成员随时用于通报危险和痛苦，用于保持联系，并用于类似的目的。由于叫声是交际的起码方式，因此它们并不从属于那种复杂的铭记（imprinting）模式，而且它们几乎完全是先天设定的，几乎等同于人类的膝跳反射（the knee-jerk reflex）。然而，同那些普通叫声的刺耳相比，白冠雀及其他的鸟类物种所发出的富有旋律的一阵阵歌唱确实是歌剧性的（operatic），而且这种乐谱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好几个并且常常是互相竞争的因素相互作用。如果白冠雀和大量的其他物种能够如此有效地用简单的叫声来进行关于食物和爱好的交流、打斗和飞行的话，那么为什么它们的基因还要携带这种累赘而难懂的歌唱遗产呢?当然这不仅仅是大自然为了抚慰人类疲惫的心灵而赠予的一个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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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自然的“花香鸟语”原本不是为了给人类“解闷”的，那么鸟歌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其实威尔逊（1975）曾比较深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雄性的发声是重要的交配前隔离机制（premating isolating mechanisms）。这意味着它们与遗传基础不同的其他种类共同协作，以防止种间杂交。”“鸟类观察者知道，很多杂居在一起的相似物种，如北美鹟属捕蝇鸟（the Empidonax flycatchers of North America），在田野中认出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歌声，即这些鸟儿自身在哺育期所使用的相同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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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鸟类之所以需要那么复杂的歌声，与它们的交配有着重要关系。而鸟歌在交配期间所发挥的功能，并不在于像人类那样用“小夜曲”、“对歌”之类的形式来求爱和择偶，而是在于用来识别不同的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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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听觉机能在社会交流中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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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鸟儿如此严重地依赖于叫声和歌声作为交流的手段，那么当我们要将“鸟语习得”与人类言语习得进行类比之前，还需要证明，人类是否同样是一种具有高度听觉性的（acoustical）动物。威尔逊（1975）在对比了所有动物在社会协作中主要感官的使用情况之后，将人类列为整个动物王国中最具有听觉性的物种。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协作更依赖口说/耳听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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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牵涉到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了。人类的语言究竟是“听”来的，还是“看”来的?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口头”说，即语言是从听到人类嗓子发出的声音进化而来；一是“身势”说，即看到由面部和身体所作的身势发展而来。很多学者（如Andrew，1976；Scovel，1988）认为，嗓音性的交际有很多优势，其中之一便是有利于情感上的群体凝聚力，尤其是在原始人类搜寻食物的开放的草丛中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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