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5313591e+09
1705313591
1705313592 有的学者虽然发现了早学者在语音习得方面的年龄优势,但并不完全承认存在关键期,而是提出了比较折衷的观点,即可能存在语音习得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
1705313593
1705313594 大山(Oyama,1976)调查了60名移居美国5——18年的意大利人,他们于6——20岁之间到达美国。研究结果表明,越早到达美国的移民,口音越接近美国人,而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时间长短则对口音影响不大。
1705313595
1705313596 但大山(Oyama)认为,二语学习中存在“敏感期”的思路比存在“关键期”的思路更重要,它提醒人们,人或动物在某一阶段会对某一方面的外界刺激反应强烈,而在之前和之后,反应较为迟钝,但这种变化不是突发的,而是渐进的。人类语言学习是个渐进过程,并存在敏感阶段。但这个敏感阶段没有绝对的上限与下限,而且存在个体差异,并受环境影响。这种观点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705313597
1705313598 帕特科斯基(Patkowski,1980)研究了67名到达年龄为5——50岁的移民,发现口音和到达年龄之间的关系与大山(Oyama,1976)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这个结果也支持了语音习得敏感期的存在。
1705313599
1705313600 2.多个关键期假说
1705313601
1705313602 1978年,塞里格(Seliger,1978)提出了二语习得的“多个关键期假说”(multiple critical periods hypothesis),引发了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1705313603
1705313604 塞里格(Seliger)认为,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大脑的侧化和语言功能的定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历经多年才能完成。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影响到语言的不同方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少年在语法习得上要胜过成年人,影响语法的关键期可能达到16岁左右。
1705313605
1705313606 根据他的理论,许多语言技能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较别的阶段更容易,而有些语言技能不太容易,要到关键期之后才能获得。这个理论强调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不是只有一个关键期,而是多个关键期。
1705313607
1705313608 朗(Long,1990)通过研究大量的数据资料,得到了与塞里格(Seliger)类似的结论,并大力推崇“多个关键期”假说。
1705313609
1705313610 后来,朗(Long,2005)总结了二语习得的多个关键期,具体包括下列几个:
1705313611
1705313612 (1)获得类母语口音的年龄界限,大部分人为6岁,其余人为12岁。6岁前开始学习二语的,说二语时基本没有外国腔;6——12岁开始学习的,有带外国腔的,有不带外国腔的;12岁开始学习的,一般都会带外国腔。
1705313613
1705313614 (2)对词汇和搭配的敏感年龄,一部分人为6岁,另一部分人为15岁左右(mid-teens)。
1705313615
1705313616 (3)对形态和句法的敏感年龄大约在15岁左右。在形态和句法学习的早期,成人比儿童快,少儿比幼儿快;但是,早学者最终比晚学者学得好。
1705313617
1705313618 因此可以说,“多个关键期假说”丰富和发展了列纳伯格(Lenneberg)的关键期假说。
1705313619
1705313620 2.3.1.4对关键期假说的替代理论
1705313621
170531362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学者也陆续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解释年龄效应的新视角。
1705313623
1705313624 1.“言语学习模型”理论
1705313625
1705313626 弗里奇(Flege)是关键期假说的坚定反对者。他的理由如下(Flege,1987):
1705313627
1705313628 (1)关键期的概念原本源于研究动物行为而非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它是对动物群体特征而非个体特征的认识,而且动物一旦掌握了某种行为特征,是不可能忘记或修正的,显然这些特点和人类的语言学习特点不一致;
1705313629
1705313630 (2)虽然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儿童在外语语音学习上超过成人,但也有一些研究证明,在一定环境下,成人在语音学习上能够达到甚至超过儿童;
1705313631
1705313632 (3)目前为止,还不能提供能证明人类语言习得中关键期存在的神经学方面的有力证据。
1705313633
1705313634 为了解释年龄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1988年以来,弗里奇(Flege)和他的团队针对移民的语音习得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林韶蓉,2010),包括:1988年,弗里奇(Flege)调查了移民美国的中国台湾人;1992年,弗里奇(Flege)等人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被试进行了四个实验,考察他们的英语口音;1995年,弗里奇(Flege)等人调查了240名母语为意大利语的加拿大移民的英语语音;1999年,弗里奇(Flege)等人调查了240名母语为韩语的移民;2001年,皮斯克(Piske)和弗里奇(Flege)等人调查了72名移居加拿大的意大利人;2002年,弗里奇(Flege)等人再次研究了2001年实验中的72名意大利移民的双语优势;2006年,弗里奇(Flege)等人比较了母语韩语的北美移民的英语发音。
1705313635
1705313636 在弗里奇(Flege)等人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中可以发现,发音水平与初次接触二语的年龄高度相关,但却呈现逐渐变化的线性关系。根据关键期假设,人脑的可塑性在某个时期应该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此后学习能力急剧下降,而他们的发现却与之不符。
1705313637
1705313638 由此,弗里奇(Flege,1995)提出了“言语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SLM)理论加以解释。
1705313639
1705313640 该理论认为,二语学习者是依靠建立在母语语音体系中的语音范畴来感知二语语音的。由于成人母语语音范畴形成的时间长,感知一语和二语语音差异的可能性会逐渐降低。所以成人二语学习者往往比儿童的口音重,而且几乎不可能习得与母语接近的口音。因此,二语水平的降低并不是由一般发音能力的丧失引起的,而是母语发音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和二语学习者使用母语程度的结果。
[ 上一页 ]  [ :1.7053135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