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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须（Busch，1982）在日本开展的一项关于内向/外向与日本学生英语作为外语的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被试的英语发音和外向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内向型者倾向于在标准英语测试的阅读和语法部分得分较高。只有某些被试，即那些具有“外向倾向”（tendencies towards extroversion）的低年级大学男生在口试任务中得分较高。此外，外向性也与在一所成人学校学习英语的学生所花的时间长度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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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梅（2000）针对国内英语专业二年级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英语综合能力上，性格内向者与外向者不分上下；而在英语专业技能上，除了口语、听力理解与写作基本上不受性格倾向影响之外，其他技能均与性格倾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线性相关，其中，在听写方面外向者占有较大优势，而在完形填空、阅读理解、词汇——语法方面，则是内向者占有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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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鹤、乔丽娇（2010）针对国内二年级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内向性格更有助于外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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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斯特朗（Strong，1983）提出了一个解释，认为这些差异可能归结于被测试的语言的本质。就是说，如果测试的是“自然交际语言”（natur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那么在外向性和表现之间就呈现出某种关系。如果测试的是“语言任务语言”（linguistic task language），那么就常常发现不了关系；只有在“语言任务语言”是用一种较为“非正式的”方式诱导出来的条件下，才会存在关系。这一解释类似于卡敏斯（Cummins，1979）所提出的两项假说，即①外向型者在获得基本的人际交际性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BICS）方面强于内向型者；②内向型者在发展认知的学术性语言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ency，CALP）方面强于外向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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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汉（Skehan，1989）也认为，外向性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任务，二语学习并不只是“做着学”（learning-by-doing），也不只是“谈着学”（learning-bytalking），因而有些任务可能更有利于内向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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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奈曼等人（Naiman et al，1978）关于外向性与学习成效之间没有相关性的观点，德维勒和芬海姆（Dewaele&Furnham，1999）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区分口语和书面语造成的，因为他们所依据的语言水平是根据书面语测试结果来确定的。德维勒和芬海姆（Dewaele&Furnham）发现，外向性与口语表达有相关性；口语任务越复杂，这种相关性就越突出。外向型者对刺激不敏感，喜欢热闹，比较冲动，不会轻易感到焦虑，因而抗击刺激和压力的能力也比较强。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外向型者比较善于进行平行处理。在比较复杂的二语口语任务中，需要对语言信息进行高速处理，那么善于进行平行处理的人就具有极大的优势了。而内向型者则对刺激比较敏感，当外界的压力增大时，他们会感到难以应付，平行处理过程受到抑制，不得不动用线性控制过程。如果遇到比较复杂（即压力较大）的二语口语任务，由于线性控制过程需要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他们的话语就不得不常常停顿而极不流畅，而且往往语句较短，还容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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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观点，德维勒和芬海姆（Dawaele&Furnham，2000）通过对个性和言语产出关系的试点研究，进一步研究证明，在正式（即压力大）的环境中，内向型者不能保持平时的自动化水平，需要改为使用控制过程，导致工作记忆超负荷运转，口语的流利性也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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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卡敏斯（Cummins，1979）的两项假设中，前一项基本得到了肯定，即外向型者在二语的人际交际能力的习得方面更胜一筹。这也符合人们一般的直觉和推理，即外向型者语言反应快、爱说话、爱交际等特征，的确有利于以流利性为主要标志的交际性语言的习得。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外向型者的母语表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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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一项假设，即内向性格更有利于学术性语言能力的习得，则尚未取得的共识。也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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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向型者具有感受精确、思维集中的优点，这的确有利于以准确性为主要标志的学术性语言的习得。而且在书面测试中，内向型者即时语言反应较慢的缺点也不易暴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不少实验中，外向型者在相关测试中取得了更高的得分。而外向型者由于感受较为概括，思维较为发散，则不容易取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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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向型者在特定环境的压力下，也可能变得内向起来。在相关测试中，一旦他们能够克服感受不精确、思维不集中的缺点，同样可能取得高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研究显示，内外向性格在书面测试中并没有展现出显著的区别。而另一方面，内向型者在交际语言能力习得中，则较难克服语言反应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缺点，导致他们在即时言语产出中的流利度较低。这一点也可以用德维勒和芬海姆（Dawaele&Furnham，1999；2000）的系列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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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尽管内外向型者在不同的语言任务中，可以扬长避短，各显优势，但是相比较而言，外向型者更有可能克服其短处，因而在综合的语言水平提高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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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内向型者是否绝无可能在交际语言方面达到外向型者所能达到的程度，即高度的流利性?这就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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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内向型者的二语口语习得一旦学到较高的程度，也有可能达到类母语的自动化水平，不过这可能需要时间。这可以用我们上文所举的“龟兔赛跑”的例子来说明，即，只要有时间，乌龟仍然是可以跑到终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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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抑制与二语习得过程和成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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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inhibition）是指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心理屏障，用以抵御和排斥威胁个人价值观和信仰的观念和感受。这种抑制心理随着儿童自我（ego）意识的增强而不断建立，在青春期发展到高峰，并进一步延续到成年。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能够承受的范围时，个体会采取防范手段保护自我，抑制就产生了。简言之，抑制就是个体为了保护自我形象而采取的回避和退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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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自我屏障，但这种自我屏障的渗透性（premeability）又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这就好比篱笆，有的扎得紧，有的扎得松；有时收得紧，有时放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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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来看，既然抑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产生的，那么它首先与年龄有关。换言之，儿童的抑制程度较低，渗透性较强；成人的抑制程度较高，渗透性较弱。表现在语言方面，“童言无忌”就是由于其抑制程度较低。而“谨言慎行”，则是成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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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来看，抑制也是个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与外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外向型者抑制程度较低，内向型者抑制程度较高。例如，有的人性格开朗，“胸无城府”，渗透性就较强；有的人性格内敛，“城府很深”，渗透性则较弱。表现在语言方面，有的人爱说话，也容易“说漏嘴”；有的人不爱说话，就利于“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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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抑制既然是以自我保护意识为基础的，那么它也与这种意识的唤醒程度有关。换言之，意识较为清醒时，抑制程度较高；意识不太清醒时，抑制程度就会降低。例如，酒精具有麻醉意识的作用，就可以降低人的抑制程度。所谓“喝酒壮胆”，就是这个道理。表现在语言方面，则是“酒后吐真言”，因为自我屏障完全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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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奥拉（Guiora）较早注意到抑制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并将普通心理学中的“自我屏障”（ego boundaries）理论引进外语习得领域。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72）认为，人们学习了一门外语以后，会获得一种新的“语言自我”（language ego）。这种语言自我会导致产生语言抑制，而语言抑制与外语学习具有相关性。据此，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试图通过学习者抑制的降低，语言自我屏障渗透性的提高，来探讨语言学习成绩提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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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项针对泰语学习者的研究（Guiora et al，1972）中，采用酒精来降低实验组被试的抑制。研究者把被试分为5组，前4组为实验组，分别饮用不同量的酒，第1组3盎司，第2组2盎司，第3组1.5盎司，第4组1盎司；第5组为控制组，饮用不含酒精的饮料。休息10分钟以后，测试他们的泰语发音能力。结果发现，第3、4组发音最好，并与第5组有明显区别。第5组表现居中。第1、2组发音最差。这说明，被试的自我屏障由于少量酒精（1——1.5盎司）的摄取而变得更为灵活（可渗透）了，从而降低了抑制，增强了语言自我屏障的渗透性，因而导致了更好的发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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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舒曼等人（Schumann et al，1978）以及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80）还分别采用催眠术和安定（一种安眠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催眠程度的提高和安定剂量的加大并没有对学习者的表现产生任何影响或者直接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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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在贵奥拉（Guiora）的系列研究中，其测试手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他的相关研究结论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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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理论上来看，抑制现象至少可以解释儿童和成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差异。相比于成人，儿童的语言抑制心理不明显，这可能也是儿童学习二语较快、较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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