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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抑制与二语习得过程和成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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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inhibition）是指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心理屏障，用以抵御和排斥威胁个人价值观和信仰的观念和感受。这种抑制心理随着儿童自我（ego）意识的增强而不断建立，在青春期发展到高峰，并进一步延续到成年。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能够承受的范围时，个体会采取防范手段保护自我，抑制就产生了。简言之，抑制就是个体为了保护自我形象而采取的回避和退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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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自我屏障，但这种自我屏障的渗透性（premeability）又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这就好比篱笆，有的扎得紧，有的扎得松；有时收得紧，有时放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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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来看，既然抑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产生的，那么它首先与年龄有关。换言之，儿童的抑制程度较低，渗透性较强；成人的抑制程度较高，渗透性较弱。表现在语言方面，“童言无忌”就是由于其抑制程度较低。而“谨言慎行”，则是成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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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来看，抑制也是个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与外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外向型者抑制程度较低，内向型者抑制程度较高。例如，有的人性格开朗，“胸无城府”，渗透性就较强；有的人性格内敛，“城府很深”，渗透性则较弱。表现在语言方面，有的人爱说话，也容易“说漏嘴”；有的人不爱说话，就利于“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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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抑制既然是以自我保护意识为基础的，那么它也与这种意识的唤醒程度有关。换言之，意识较为清醒时，抑制程度较高；意识不太清醒时，抑制程度就会降低。例如，酒精具有麻醉意识的作用，就可以降低人的抑制程度。所谓“喝酒壮胆”，就是这个道理。表现在语言方面，则是“酒后吐真言”，因为自我屏障完全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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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奥拉（Guiora）较早注意到抑制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并将普通心理学中的“自我屏障”（ego boundaries）理论引进外语习得领域。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72）认为，人们学习了一门外语以后，会获得一种新的“语言自我”（language ego）。这种语言自我会导致产生语言抑制，而语言抑制与外语学习具有相关性。据此，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试图通过学习者抑制的降低，语言自我屏障渗透性的提高，来探讨语言学习成绩提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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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项针对泰语学习者的研究（Guiora et al，1972）中，采用酒精来降低实验组被试的抑制。研究者把被试分为5组，前4组为实验组，分别饮用不同量的酒，第1组3盎司，第2组2盎司，第3组1.5盎司，第4组1盎司；第5组为控制组，饮用不含酒精的饮料。休息10分钟以后，测试他们的泰语发音能力。结果发现，第3、4组发音最好，并与第5组有明显区别。第5组表现居中。第1、2组发音最差。这说明，被试的自我屏障由于少量酒精（1——1.5盎司）的摄取而变得更为灵活（可渗透）了，从而降低了抑制，增强了语言自我屏障的渗透性，因而导致了更好的发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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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舒曼等人（Schumann et al，1978）以及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80）还分别采用催眠术和安定（一种安眠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催眠程度的提高和安定剂量的加大并没有对学习者的表现产生任何影响或者直接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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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在贵奥拉（Guiora）的系列研究中，其测试手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他的相关研究结论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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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理论上来看，抑制现象至少可以解释儿童和成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差异。相比于成人，儿童的语言抑制心理不明显，这可能也是儿童学习二语较快、较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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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情绪稳定性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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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焦虑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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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anxiety）是指个人由于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而使其自信心受挫，或者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甚至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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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也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之一，与神经质有密切关系。我们在第二章中曾提到威尔逊（Wilson）的生物学模型，他指出：“雄狮通常是狮群中比较懒散的成年动物，当陌生雄狮进入视野时，它们会猛醒过来并开始发出充满野性的阵阵吼叫。”雄狮的吼叫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这是由疑似入侵者的靠近而引起的本能的应激反应。同样，每个人也都有与生俱来的焦虑感，并在受到一定的外界刺激时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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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等人（Spielberger et al，1970）把焦虑分为两种：“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指出现于特定情景的焦虑；“特质焦虑”（trait anxiety），指反映一个人个性的永久性特点的焦虑。他们据此开发了焦虑种类的调查工具，即“状态——特质焦虑清单”（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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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状态焦虑是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中都会发生的，只是焦虑的程度各有不同。例如面对一场重要的考试，信心不足的人自然会焦虑，而那些自信满满的人同样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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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焦虑是反映个性的焦虑，可以从它的频度和强度来观察。也就是说，某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常产生焦虑，或者面对焦虑产出性（anxiety-producing）情景（即导致状态焦虑的场合）会有较为严重的反应。这些人就是焦虑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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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频度来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有些人不论干什么事都会焦虑，而另一些人则只有大事焦虑，小事则很少焦虑或者不焦虑。这是因为，在可能引起焦虑的刺激强度上，每个人的阈值（threshold）或临界值是不同的。换言之，对于什么样的事才值得焦虑，各人的评估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例如，“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阈值太高，该焦虑而不焦虑；“杞人忧天”，则是阈值太低了，不该焦虑而乱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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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一个人的焦虑达到过于频繁的程度，就可能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病态表现，即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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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度来看，特质焦虑也会表现在状态焦虑中。例如，同样是面对一场考试，尽管人人都可能焦虑，但有人反应较大，有人反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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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严重的状态焦虑表现也很容易观察到。例如，临场出现脸色发白、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冒汗、两腿发软、想要小便等，或者一旦第二天有事，前一天就彻夜难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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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为个性之一的焦虑，有时也具有群体性。例如，上文提到的成语“杞人忧天”，源自战国早期思想家列子的一则寓言[14]，比喻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心（即焦虑）。耐人寻味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有那么多诸侯国，为什么不是其他国家（如“五霸”、“七雄”）之人“忧天”，而偏偏是“杞国”之人在“忧天”?假如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杞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作为一个迷你小国[15]，它由于被紧夹在周围的强邻之间而饱受欺凌，常被逼得到处迁徙[16]。因此，杞人所担忧的“身亡（无）所寄”（没地方安身），应该不是毫无来由的，而可能来自这个族群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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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过度的焦虑往往会把事情弄砸，因此人们并不看好焦虑，认为焦虑只有负面作用。汉语中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之类说法，就是鼓励人们遇事不要焦虑；“初生牛犊不怕虎”，则是鼓励年轻人勇于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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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焦虑是不是一无是处呢?实际上并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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