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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遍性和文化特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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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语用模式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文化特定性”（culture-specificity）的关系问题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那些从西方语言和文化中总结出来的普遍性，就未必能照搬到非西方语言和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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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针对汉语请求言语行动策略的调查研究和对比分析逐渐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的理论框架下，采用类似的研究工具，陆续对汉语请求的直接性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以检验其所提出的“普遍语用特征”是否适用于汉语，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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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杰、王晓彤（1997）较早对汉语请求言语行为在汉语中的表现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规约性间接”是汉语最常用、也是最礼貌的请求策略类型（65%）。这一结果支持了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的“普遍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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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姚舜霞、邱天河（2003）和赵琳琳（2007）各自的调查则发现，汉语中“直接”请求更为常用，分别为59.70%和58.90%，表明“普遍性”假设不适用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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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世纪10年代以来连续进行的若干项研究（何文婷、刘爱真，2010；邢俊肖，2010；原坤阳、李柏令，2011；范燕妮、李柏令，2011；原坤阳等，2012）均发现，“规约性间接”请求的使用率约为49%左右，显示“规约性间接”的确是汉语最常用的请求策略类型，不过仅略高于“直接”请求（约3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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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的“普遍性”假设仍然适用于汉语，但汉语和汉文化相对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特定性”仍然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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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用学的研究为二语语用教学和二语语用习得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是因为，如果要开展二语语用教学和二语语用习得研究，必须以对目的语语用特征的描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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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中介语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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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中介语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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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跨文化语用学和中介语研究的基础上，以卡斯珀（Kaspe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创建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即“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又译“语际语语用学”、“语际语用学”）。90年代以来，中介语语用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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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语用学通过比较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产出的言语行动，研究“非母语者对一种第二语言中的语言行为样式的使用和习得”（Kasper，1989）。它包括两个层面，即“语用语言”（pragmalinguistic）层面和“社交语用和文化”（sociopragmatic and cultural）层面。所谓“语用语言”层面，指学习者是否考虑到一语和二语规则之间的差异，是否受一语规则影响而使用了某些语言要素，而这些语言要素并不符合目的语的母语者规范，并且可能导致交际中断或者产出在社交上不适当的语句。所谓“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指学习者在表达同一语义时是否考虑到一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有别于二语中的语用规则，是否受一语文化因素影响而产出了一个不合适的语句，而这些规则可以包括一种对社交的心理要素的不同感知，诸如社会距离、相对权势和地位，或者一种特定行为的合法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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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它沿袭了中介语研究的传统路子，重点考察二语学习者的言语行动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托马斯（Thomas，1983）最早把这种偏离称为“跨文化语用失误”（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这种“语用失误”，会反映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与文化”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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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语用失误”原因的最常见解释，就是“语用负迁移”，指“一语语用能力对不同于二语目的语的中介语语用知识的影响”（Kasper&Blum-Kulka，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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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针对二语学习者请求行为的对比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如Blum-Kulka，1982）发现，非母语者使用一个比母语者有限的、不那么复杂的请求技能总藏（repertoire）。换言之，二语学习者能够使用的请求形式比母语者少而简单。在请求策略方面，一些研究者（如House&Kasper，1987）发现，学习者比母语者更直接，不过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2）的结论却不是这样。还有人（如Blum-Kulka&Olshtain，1986）发现，学习者的请求不同于母语者的请求，主要在于学习者通过添加比母语者更多的缓和辅助语（mitigating supportives）而在外部修饰其请求。但是，塞诺兹和瓦伦西亚（Cenoz&Valencia，1996）则发现，缓和辅助语的使用也与英语熟练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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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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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珀和施密德（Kasper&Schmidt，1996）曾针对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一个问题框架，其中包括：①语用有没有普遍性?如果有，这些普遍性是如何影响二语语用知识的习得的?②研究二语语用知识习得的方法和测量习得的量表是什么样的?③母语的作用是怎样的?④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过程与一语相似吗?⑤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有一条自然路线吗?⑥输入对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教学呢?动机呢?态度呢?舆二语语用知识发展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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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自然（1996）则将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下列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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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语语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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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介语语用学的早期，着重于研究二语学习者对“言语行为意图”（illocutionary force，又译“以言行事意图”、“言外之意”）的理解和对礼貌手段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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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以言行事意图”是指说话者通过间接的言语行为所要表达的意图，这种意图往往需要听话人结合特定的语境才能理解，也就是“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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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到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例如，布东（Bouton，1988）曾针对文化背景不同而且母语非英语的6组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来自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识别能力相似，而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生又是另一个类型。布东（Bouton）认为，除了文化背景会影响语用含义的理解之外，如果间接言语行为是违反关联准则的，学生较易理解：如该言语行为违反的是量的准则，那么无论英语母语或英语非母语的学生都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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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貌手段的识别方面，研究发现，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在规约性手段和语言形式的范围内完全具有分辨礼貌程度的能力，尽管他们在礼貌概念上与英语母语的学生有所不同。例如，学英语的日本学生在判断礼貌句型（包括祈使句、陈述句、疑问句）、礼貌标记词（“please”），以及各种礼貌表达法方面，同英语母语者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在运用时态和情态词（modals）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双方存在词语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异，即，美国人会认为用肯定词语来表达的请求（positively worded requests）比用否定词语表达的请求（negatively worded requests）显得更有礼貌，而日本人在这方面的判断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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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发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用二语表达礼貌时，人们往往以自己的母语习惯作为依据，只是依据的程度各有不同。如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喜欢用否定词语，因为他们在用母语提出请求时，为了礼貌，往往采用否定结构。西班牙的学生在正式场合用英语表达请求时，则会由于觉得自己的母语在表达请求时过于礼貌，就不把它迁移到英语中去。可是，母语希伯来语的学生在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和道歉时，就会感到英语过于直率而习惯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不过，随着在英语国家生活时间的增加，他们对英语过于直率的容忍度也就相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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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二语学习者的礼貌方式是否准确，往往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二语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在二语国家生活时间的长短以及与当地人接触的频繁程度。因此，礼貌手段不是“语言语用”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例如，研究发现，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所采用的礼貌方式会更接近美国人，而大大不同于在日本的日本人。而在美国生活时间较短的日本学生会简单地认为美国社会比日本社会更能忍受“遭到拒绝”，因而以为即使用英语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也不会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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