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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语用失误”原因的最常见解释，就是“语用负迁移”，指“一语语用能力对不同于二语目的语的中介语语用知识的影响”（Kasper&Blum-Kulka，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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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针对二语学习者请求行为的对比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如Blum-Kulka，1982）发现，非母语者使用一个比母语者有限的、不那么复杂的请求技能总藏（repertoire）。换言之，二语学习者能够使用的请求形式比母语者少而简单。在请求策略方面，一些研究者（如House&Kasper，1987）发现，学习者比母语者更直接，不过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2）的结论却不是这样。还有人（如Blum-Kulka&Olshtain，1986）发现，学习者的请求不同于母语者的请求，主要在于学习者通过添加比母语者更多的缓和辅助语（mitigating supportives）而在外部修饰其请求。但是，塞诺兹和瓦伦西亚（Cenoz&Valencia，1996）则发现，缓和辅助语的使用也与英语熟练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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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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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珀和施密德（Kasper&Schmidt，1996）曾针对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一个问题框架，其中包括：①语用有没有普遍性?如果有，这些普遍性是如何影响二语语用知识的习得的?②研究二语语用知识习得的方法和测量习得的量表是什么样的?③母语的作用是怎样的?④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过程与一语相似吗?⑤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有一条自然路线吗?⑥输入对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教学呢?动机呢?态度呢?舆二语语用知识发展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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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自然（1996）则将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下列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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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语语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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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介语语用学的早期，着重于研究二语学习者对“言语行为意图”（illocutionary force，又译“以言行事意图”、“言外之意”）的理解和对礼貌手段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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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以言行事意图”是指说话者通过间接的言语行为所要表达的意图，这种意图往往需要听话人结合特定的语境才能理解，也就是“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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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到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例如，布东（Bouton，1988）曾针对文化背景不同而且母语非英语的6组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来自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识别能力相似，而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生又是另一个类型。布东（Bouton）认为，除了文化背景会影响语用含义的理解之外，如果间接言语行为是违反关联准则的，学生较易理解：如该言语行为违反的是量的准则，那么无论英语母语或英语非母语的学生都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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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貌手段的识别方面，研究发现，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在规约性手段和语言形式的范围内完全具有分辨礼貌程度的能力，尽管他们在礼貌概念上与英语母语的学生有所不同。例如，学英语的日本学生在判断礼貌句型（包括祈使句、陈述句、疑问句）、礼貌标记词（“please”），以及各种礼貌表达法方面，同英语母语者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在运用时态和情态词（modals）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双方存在词语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异，即，美国人会认为用肯定词语来表达的请求（positively worded requests）比用否定词语表达的请求（negatively worded requests）显得更有礼貌，而日本人在这方面的判断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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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发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用二语表达礼貌时，人们往往以自己的母语习惯作为依据，只是依据的程度各有不同。如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喜欢用否定词语，因为他们在用母语提出请求时，为了礼貌，往往采用否定结构。西班牙的学生在正式场合用英语表达请求时，则会由于觉得自己的母语在表达请求时过于礼貌，就不把它迁移到英语中去。可是，母语希伯来语的学生在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和道歉时，就会感到英语过于直率而习惯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不过，随着在英语国家生活时间的增加，他们对英语过于直率的容忍度也就相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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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二语学习者的礼貌方式是否准确，往往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二语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在二语国家生活时间的长短以及与当地人接触的频繁程度。因此，礼貌手段不是“语言语用”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例如，研究发现，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所采用的礼貌方式会更接近美国人，而大大不同于在日本的日本人。而在美国生活时间较短的日本学生会简单地认为美国社会比日本社会更能忍受“遭到拒绝”，因而以为即使用英语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也不会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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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语中的语言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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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言语行动实现模式的研究已经证实，不同语言的人们为实施自己的言语行动而采取的策略模式是相同的，而说话人选择什么样的语言策略，主要受着语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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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二语学习者的选择却受制于他们掌握的二语知识和二语熟练程度，以及其他限制选择的因素。例如，他们可能对二语目的语在“语用语言”层面的特征观察得不够细致，在运用二语时夹杂有来自一语的“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的负迁移，或者有意无意地按照一语的文化模式来使用二语，从而出现不地道的语言偏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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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所采用的语用策略和语言形式往往都与该目的语的母语者所采用的策略和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委内瑞拉学英语的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因没有参加聚会而向女主人道歉时，往往使用取悦对方的礼貌策略（即积极的礼貌策略），而美国的英语母语者在这种场合却倾向于使用抱歉的言辞（即消极的礼貌策略），直接向对方道歉。又如，在美国的大学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为修补已出现的尴尬场面，英语母语的学生绝大多数会用迎合、取悦的方式表示礼貌，而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却会使用一些贬己尊人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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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貌策略选择的依据方面，二语学习者也与母语者有差异。母语者大都以社交和文化语境作为依据，必然会按不同的交谈对象采取不同的礼貌策略。而研究发现，有的学习者（如日本学生），就不大考虑语境因素。他们在用英语跟地位不平等的陌生人交谈时采用的策略，与他们跟地位平等而且熟悉的人交谈时会采用相同的策略，即都用直接的、毫不婉转的方式去表达。又如，日本学生用英语实施“提供”、“请求”等言语行动时，也往往不按社交亲疏关系而使用相同的礼貌策略。在表示感谢时，母语英语的美国人会根据对对方的感激的程度变动其表达方式，但英语学习者在这种场合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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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与母语者相比较，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学生的二语词汇和句法知识的不足，使他们也容易在“语用语言”层面出问题，即他们似乎知道某些词语和句型，但无法用来传达语用意图或者让对方识别出自己的礼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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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珀（Kasper，1989）研究发现，对日常语用常规（pragmatic routines）的贫乏是二语学习者使用二语时的一个绊脚石。在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日常语用常规方面的失误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①他们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套用一语的日常语用常规。例如，德国学生错误地套用其母语的“entschuldigen Sie bitte”（Excuse me，please；劳驾）来表达英语的“I’m sorry”。②他们将一语的词语直译为二语里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合适的词语。例如，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强烈的请求时，竟然将日语里的“展者辙栈阵”或“御免帐盏栅”直译为英语的“I’m sorry”。③他们不善于根据要求准确运用二语的日常语用手段。例如，不会使用二语来实施诸如“感谢”一类的言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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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语中的语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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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因句式选择不当而产生的“语用语言”负迁移来自学习者的一语。法尔曲和卡斯珀（Færch&Kasper，1989）发现，学习者会错误地搬用一语中表示请求所用的词汇和句法材料，将它们变成中介语中的请求句式。例如，由于日语中可以使用疑问句式来表示不同意，于是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不同意时也就搬用了这种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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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语用负迁移不一定意味着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差。当学习者用一种与其母语完全不同的二语进行交际时，如果出现生硬照搬母语的句式或者使用一种与该语言完全不同的句式，那可能确实是学生的语用能力问题，但当这种语用差异一旦被该语言的母语者所接受，那只是给该语言留下一些异文化的识别标记，却并不能以此来断言学生的语用能力不佳。例如，尽管外族人说话的口音表明他不是本族人，但作为本族人大体上会容忍对方的某些不地道的发音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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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语用负迁移不一定会导致语用失误。交际双方成功的配合可以淡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用差异，例如母语者可能“欣赏”对方的外国口音，从而使负迁移产生正面效果。此外，非母语者的中介语尽管与母语者的语言不同，但两者常常是互补，而不是对抗的，其结果可使交际得到意外的成功。这是因为，交际对抗的发生不在于交际双方的语言模式和语言习惯的不同，而在于文化观念的冲撞，即交际双方对权势、信赖、亲疏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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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文化交际中中介语的语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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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中出现的不符合目的语规范的语法、语音方面的偏离现象，是该语言的母语者很容易辨别出来的。出现这些偏离现象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母语者知道说话人是非母语者，从而也使讲不好该语言的非母语者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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