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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量针对双语发展的研究在总体上也显示了二语学习的好处。例如，耶兰德等人（Yelland et al，1993）研究发现，每周接受一小时意大利语教学的英国儿童比不学的儿童的英语阅读能力更好。比亚里斯托克（Bialystok，2001）则发现，使用二语的儿童比他们的单语同龄人拥有更早熟的元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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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和派恩（Murphy&Pine，2003）在针对英国的一组6——7岁的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的实验中也发现：双语儿童与比他们年长的单语儿童的表现相似，具体表现在过去时态的概括任务方面，以及词汇确定任务和阅读单词的准确性方面。这些发现表明，那些双语儿童比同龄的单语儿童拥有更显性地表现出来的语言知识，他们在语言发展的连续统中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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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语可以通过二语的使用而遭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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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二语对一语可能存在的损害效应，通常是在语言损耗或丢失的语境中进行的。换言之，当一个人得到了使用一种二语的能力，那么他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使用一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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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语言用得越来越少的环境中，人们不管是作为一个团体还是作为个人，确实会丧失对它的掌控。这些人无论是作为移民还是归化入籍者，都生活在一语不用于他们的日常社交或专业目的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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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珀特（Porte，1999）对52名长期居住在西班牙的母语为英语的英语教师的母语损耗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他们的西班牙语二语对母语英语的干扰是母语损耗的主要因素，其中词序和拼写问题尤为突出。他认为，语言的某些方面对干扰更为敏感，更严重的拼写技能丧失或许与句法损耗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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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弗尔（Laufer，2003）在针对移居以色列的母语为俄语的56名前苏联移民的两项实验中发现，被试的俄语词语搭配判断测试受到了其二语希伯来语的影响，而且被试处在二语环境中越久，越乐于接受受到希伯来语影响的俄语词语搭配，而他们在其俄语自由作文中的词汇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因长期居留于以色列而衰退，其文章的总体长度也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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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语不同于二语，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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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认为，对所发现的差异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依赖于一个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价值判断。从得到正面评价的情况来看，例如由于二语学习而增强的元语言能力，只有以某种可限定的方法发挥作用时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也无所谓好坏了。从得到负面评价的情况来看，例如发现二语使用者丢失了一语的某个方面，也只有在妨碍其成功地开展某个活动时才是一个缺陷，否则也谈不上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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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二语对一语的许多效应仅仅相当于差异。二语使用者的心灵在一语要素方面必定会有差异，这是由于它具有更复杂的语言组织法，要么通过连接，要么通过整合。例如，德丸（Tokumaru；Cook，2003）在针对24名学习英语的日本大学生的实验中发现，他们在一语句子处理方面与单语者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来自其二语英语，所以难以被认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又如，贾维斯（Jarvis，2003）在针对一名居住美国11年的芬兰移民的实验中发现，被试的一语芬兰语语言能力中增加了更多表达相同概念的方法，但这种变化也看起来无所谓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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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二语使用者对一语的掌握与他们的单语母语同胞有些不同，而这既不能赞赏，也不能反对，因为它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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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的方法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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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3）指出，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范式，是将单语母语者与懂得一种第二语言的操同一语言者作比较。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可能比在其他类型的研究中更为关键。对此，他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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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两组操同一语言者的对等组，一组有一种二语，另一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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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等组，就是要找到两个相似的组，两组的差别在于他们是否懂一种二语。然而，要找到带有一种二语和不带一种二语的两个比较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当今的社会中，二语广泛使用的结果就是单语母语者难以找到。库克（Cook）指出：“人们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能找到还没在中小学里学过至少一种第二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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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来没学过一种二语的人还是有的，尤其是在一些教育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那些文盲就可能符合单语者条件，不过由于未受过教育，他们的母语也未必可以作为母语者标准。而在那些受过教育的老年群体中，大部分人也会由于年轻时代未受过外语教育而始终是单语者；不过，能否将他们的母语作为一种“楷模”，作为对比研究的基础，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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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安全的做法可能是，假定二语对一语的效应只发生在二语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我们不妨把那些只是略懂一种二语的人（例如只是在中小学作为一门科目而学过之后没有继续学习的人）算作单语者。因为这些人的外语水平比较低，更接近单语者。然而，这样做也会有一个危险，即由于预先设想在二语发展的早期可能不存在任何效应而对这个问题产生先入之见。而这种设想却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上文提到的耶兰德等人（Yelland et al，1993）的结果显示，每周一小时的小学二语学习就能够影响到一语，至少是在阅读方面。这就说明，即使是在二语习得的早期，其对一语的影响也有可能已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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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将那些学过一种二语却又是一种“不同”的二语的人也包括进来，大概也是可以的。例如，假定某项研究的关注点只是在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方面，那么学过德语的人也可以纳入汉语单语组。不过，这样做也有一个危险，即二语学习会对二语使用者产生一些总体上的效应，例如增强元语言能力、语言宽容度等，那么这样的被试在一语语法判断测试中的表现也可能会走样。这样，单语组和二语组的表现就可能出现某种一致性，却难以辨别这种一致性是否由于不存在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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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干脆放弃用“纯粹的”单语者与二语使用者进行比较的努力。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尝试将最小限度的双语者与最大限度的双语者做对比，例如，将有过接触另一种语言的最低可能性的人与已经在大学水平上学过另一种语言的人做对比。塞诺兹（Cenoz，2003）就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即比较了两组西班牙大学生，一组是英语“不流利的”，因为他们是心理学专业的，只在中小学学过英语，另一组是“流利的”，因为他们是英语专业的，在大学里接受全英语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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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可能还会面对另一个潜在的困难，就是当我们将具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两组人等同看待时，如何排除那些因素的干扰。与单语控制组相比，那些学过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有社会经济阶层方面的差异，他们要么属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比如那些属于社会精英的双语者；要么属于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比如西方国家中那些寻求政治避难者或者移民工人。在中国这样的各地经济文化发展较不均衡的国家，人们的地域背景差异也可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因素。此外，在攻读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中，也可能在个人背景和职业理想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实验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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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还会有一个难题，就是在一些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两组被试的一语之间的差异，很难确定确实是存在二语对一语效应，还是只是在由一些具体人群所说的一语中存在渐进式变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一些海外侨民群体中。由于久居海外，这些分离出来的一语社团可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变体，而与其祖居地的母语有所不同。例如，在词汇方面，盖尔（Gal，1989）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奥地利的匈牙利语母语者发明了新的匈牙利语词，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匈牙利使用的实际形式。又如，在语音方面，库克（Cook）也提到一件逸事，说的是在西伦敦（West London）居住的波兰侨民社团成员在观看了一位从波兰来到英国作短暂演出的女演员的演出后，抱怨她说的波兰语“带有浓重的口音”，而实际上她说的是在学校里学到的当时在华沙通行的标准音。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是在变化的，在较大的一语社团中说的一语可能发生变化，以至于与那个社团隔绝开来的二语使用者在其一语使用中不可避免地过时。在这个案例中，波兰语在本国的标准音已经发展了，而海外侨民却仍然固守着老的语音标准。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居住在阿根廷和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威尔士语母语者和居住在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法语母语者。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所使用的一语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其环境，如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Deitsch）。就汉语而言，海外华人所使用的“华语”的语音规范在某些方面就可能是“过时”的，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已有了满足自身需求的发展变化。而在中国国内，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所采用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母语者标准进行仔细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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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管调查语言的哪个方面，都给予两个组相同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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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确定以后，接下来要慎重考虑的，是选择可以适用于两个组的测试工具。在库克（Cook，2003）收录的那些研究中，使用过的工具主要有：向被试展示影片的“叙述诱导”（elicitation of narratives）、标准化的“话语补全测试”（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DCT，又译“话语完成测试”）、“自然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语法正确性判断”（grammaticality judgements）、“反应时间实验”（reaction-time experiments）以及“词汇多样性和能产性统计性测量”（statistical measures of lexical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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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一个难题是：测试任务的本质在不同语言之间是如何呈现出多样性的。例如，为句子的主语（例如数的一致性）提供具体线索的一个句子，当用一种不带一致性的语言来翻译和测试时，那是没用的。如英语的动词现在时要求与主语的数一致，凡主语为单数第三人称，要求动词加“-s”，其余则不加。但是，加与不加“-s”的动词翻译成汉语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因而就无法提供所需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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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一个在英语中不带关于性范畴的线索的提示句，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就可能不得不指明性范畴，这就提供了令人讨厌的附加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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