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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采用“话语补全测试”（DCT）作为调查工具，实施的步骤与塞诺兹（Cenoz，2003）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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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测试包括被试信息和测试题两部分。测试题先以描述场景的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要求被试根据场景做出回答。测试任务共设计了12个场景，包括师生之间、店员顾客之间、同学之间、同龄陌生人之间等各种人际关系。具体场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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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没有按时完成专业课的学期论文，去办公室找教授要求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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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去澡堂，发现没带校园卡，回宿舍拿又太麻烦，这时你想借你旁边同学的校园卡（你们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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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市中心，你向一位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打听最近的电影院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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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电脑城买电脑，你请服务员给你介绍你感兴趣的电脑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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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外面正下雨却没带伞。这时，你看到一个学生（你不认识）走过来，你提出和他/她共用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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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球场打球，球飞到球场外，请路过的同学帮忙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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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因为生病缺了一节专业课，需要借同学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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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期末考试结束了，你邀请朋友一起去KTV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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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出去旅行住在宾馆，准备洗澡时，发现热水器坏了，请工作人员上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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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的室友弄坏了你的电脑，可是迟迟没有拿去帮你维修，你要求他/她尽快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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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你有两张电影票，邀请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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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你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可是公司给出的工资太低，你向领导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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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在“流利组”的英语请求行动中，采用直接策略的比重只占到17.46%。这个结果，与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提出的英语采用直接策略只占9.80%的结论比较接近，说明“流利组”英语请求策略的使用已经接近英语母语者的规范。不过，在“流利组”的汉语请求行动中，采用直接策略的比重占31.90%，与其英语直接请求策略的使用仍有较大差异。这一差异表明，“流利组”尚未形成典型的中介文化风格，即塞诺兹（Cenoz，2003）关于二语达到高度流利水平的人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用其一语和二语提出请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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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组的汉语请求策略对比中，“不流利组”比“流利组”倾向于使用更直接的策略，即42.49% vs 31.90%。这一结果与塞诺兹（Cenoz，2003）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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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呼语方面，“流利组”汉语和英语请求中的使用率仍存在明显差异，但均高于“不流利组”的汉语请求，明显地展现了“流利组”在汉英两种语言使用中的一致性，以及其与“不流利组”的汉语之间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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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修饰语的使用上，“流利组”的汉语请求同样有着向英语趋同而与“不流利组”的汉语卷趋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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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法降级手段的使用方面，“流利组”的汉语请求也出现了偏离汉语习惯并向英语习惯靠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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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英语“流利组”汉语请求和英语请求之间的差异，说明在中国大学生汉英双语者的请求言语行动中尚未最后形成中介文化风格。而“流利组”和“不流利组”的汉语请求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流利组”的汉语语用模式已经明显地偏离了汉语语用规范，并正在向英语语用规范靠拢。也就是说，“流利组”的“中介文化风格”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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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结果显示，被试的母语确实存在语用反向迁移，但在其母语和二语之间，尚未最后形成“中介文化风格”，这与国外某些同类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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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结果的原因，该研究做了初步探讨，并指出，国外的研究，如上文所提及的针对移居以色列的美国移民的研究、针对西班牙的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研究，其所涉及的对象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等）在语言类型、文化背景等方面本身就较为接近。例如，这些语言都属于屈折语，可以提供比孤立语更多的句法降级手段；这些语言都属于西方文化圈，语用规范中体现的社会价值观大体一致，等等。而汉语和英语之间在这些方面则差异较大。这提示我们，“中介文化风格”的形成，可能受到语言距离和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语言距离越远，形成“中介文化风格”的过程越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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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研究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国外已经发展了20多年。它超越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传统路子，从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来观察学习者二语的发展并解释人类语言习得和运用的本质，而且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界对此还比较陌生，一些零星的研究也不成气候。这可能还是由于追求实用的传统思路占据着上风。文秋芳（2010）在针对语言迁移研究提出未来展望与建议时，也提出应“增加逆向迁移（如L2对L1，L3对L2等）研究、双向迁移研究和三语及多语环境中的语言迁移研究”。所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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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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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com，P.Argument structure and multi-competence.Linguistica Atlantica，19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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