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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来没学过一种二语的人还是有的，尤其是在一些教育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那些文盲就可能符合单语者条件，不过由于未受过教育，他们的母语也未必可以作为母语者标准。而在那些受过教育的老年群体中，大部分人也会由于年轻时代未受过外语教育而始终是单语者；不过，能否将他们的母语作为一种“楷模”，作为对比研究的基础，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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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安全的做法可能是，假定二语对一语的效应只发生在二语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我们不妨把那些只是略懂一种二语的人（例如只是在中小学作为一门科目而学过之后没有继续学习的人）算作单语者。因为这些人的外语水平比较低，更接近单语者。然而，这样做也会有一个危险，即由于预先设想在二语发展的早期可能不存在任何效应而对这个问题产生先入之见。而这种设想却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上文提到的耶兰德等人（Yelland et al，1993）的结果显示，每周一小时的小学二语学习就能够影响到一语，至少是在阅读方面。这就说明，即使是在二语习得的早期，其对一语的影响也有可能已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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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将那些学过一种二语却又是一种“不同”的二语的人也包括进来，大概也是可以的。例如，假定某项研究的关注点只是在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方面，那么学过德语的人也可以纳入汉语单语组。不过，这样做也有一个危险，即二语学习会对二语使用者产生一些总体上的效应，例如增强元语言能力、语言宽容度等，那么这样的被试在一语语法判断测试中的表现也可能会走样。这样，单语组和二语组的表现就可能出现某种一致性，却难以辨别这种一致性是否由于不存在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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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干脆放弃用“纯粹的”单语者与二语使用者进行比较的努力。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尝试将最小限度的双语者与最大限度的双语者做对比，例如，将有过接触另一种语言的最低可能性的人与已经在大学水平上学过另一种语言的人做对比。塞诺兹（Cenoz，2003）就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即比较了两组西班牙大学生，一组是英语“不流利的”，因为他们是心理学专业的，只在中小学学过英语，另一组是“流利的”，因为他们是英语专业的，在大学里接受全英语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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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可能还会面对另一个潜在的困难，就是当我们将具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两组人等同看待时，如何排除那些因素的干扰。与单语控制组相比，那些学过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有社会经济阶层方面的差异，他们要么属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比如那些属于社会精英的双语者；要么属于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比如西方国家中那些寻求政治避难者或者移民工人。在中国这样的各地经济文化发展较不均衡的国家，人们的地域背景差异也可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因素。此外，在攻读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中，也可能在个人背景和职业理想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实验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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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还会有一个难题，就是在一些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两组被试的一语之间的差异，很难确定确实是存在二语对一语效应，还是只是在由一些具体人群所说的一语中存在渐进式变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一些海外侨民群体中。由于久居海外，这些分离出来的一语社团可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变体，而与其祖居地的母语有所不同。例如，在词汇方面，盖尔（Gal，1989）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奥地利的匈牙利语母语者发明了新的匈牙利语词，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匈牙利使用的实际形式。又如，在语音方面，库克（Cook）也提到一件逸事，说的是在西伦敦（West London）居住的波兰侨民社团成员在观看了一位从波兰来到英国作短暂演出的女演员的演出后，抱怨她说的波兰语“带有浓重的口音”，而实际上她说的是在学校里学到的当时在华沙通行的标准音。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是在变化的，在较大的一语社团中说的一语可能发生变化，以至于与那个社团隔绝开来的二语使用者在其一语使用中不可避免地过时。在这个案例中，波兰语在本国的标准音已经发展了，而海外侨民却仍然固守着老的语音标准。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居住在阿根廷和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威尔士语母语者和居住在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法语母语者。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所使用的一语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其环境，如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Deitsch）。就汉语而言，海外华人所使用的“华语”的语音规范在某些方面就可能是“过时”的，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已有了满足自身需求的发展变化。而在中国国内，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所采用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母语者标准进行仔细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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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管调查语言的哪个方面，都给予两个组相同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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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确定以后，接下来要慎重考虑的，是选择可以适用于两个组的测试工具。在库克（Cook，2003）收录的那些研究中，使用过的工具主要有：向被试展示影片的“叙述诱导”（elicitation of narratives）、标准化的“话语补全测试”（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DCT，又译“话语完成测试”）、“自然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语法正确性判断”（grammaticality judgements）、“反应时间实验”（reaction-time experiments）以及“词汇多样性和能产性统计性测量”（statistical measures of lexical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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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一个难题是：测试任务的本质在不同语言之间是如何呈现出多样性的。例如，为句子的主语（例如数的一致性）提供具体线索的一个句子，当用一种不带一致性的语言来翻译和测试时，那是没用的。如英语的动词现在时要求与主语的数一致，凡主语为单数第三人称，要求动词加“-s”，其余则不加。但是，加与不加“-s”的动词翻译成汉语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因而就无法提供所需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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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一个在英语中不带关于性范畴的线索的提示句，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就可能不得不指明性范畴，这就提供了令人讨厌的附加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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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诸如“语法正确性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依赖于很多针对正确性和社会身份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在懂得另一种语言的人们中被彻底改变。这就是说，学过二语的人会在母语的语法正确性判断测试任务中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但这未必是实验研究所考虑的那种二语本身的效应所致。另一方面，这样的测试有可能唤醒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对语言模式的意识。这一点与“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有关，即被观察者由于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而引起的行为上的改变。例如，被试觉得这个观察者是一个与之同类的二语使用者，还是一个下定论的单语母语者?因而，他们在测试中如何表现自己，是受到其使用一语还是二语的测试环境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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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二语对一语效应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的仔细选择，对于获得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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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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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中介文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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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所介绍的中介语语用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研究表现出常见于其他领域（如语音、语法等）的二语习得研究的两个特征（Cenoz，2003），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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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到赞美的理想的单语母语者被树立为二语使用者语用能力的模范，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被当作语用失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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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的方向是从一语到二语，大多数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报告都不考虑两种语言之间的双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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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单向的研究也受到了挑战。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90）、布龙——库尔卡和谢弗尔（Blum-Kulka&Sheffer，1993）研究了一语和二语之间在语用层面上的互动。他们发现，英语（一语）和希伯来语（二语）掌握得很充分的移居以色列的美国移民用这两种语言提出的请求，显著地不同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的样式。这些请求显示了一种介于美国人的请求和以色列人的请求之间的直接性（directness）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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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91）提出了“中介文化风格假说”（Intercultural Style Hypothesis），来解释这种反映了语言之间双向互动的一种中介文化样式的发展。该假说改变了中介语语用学传统的单向研究路子，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将中介语语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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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文化风格假说”关注二语学习者（同时也是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之间在语用层面的双向互动，与库克（Cook）的“多元能力”假说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可以看作是多元语言能力理论的语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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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文化风格假说”提出之后，得到了针对其他国家移民人群的大量研究的验证。同时，凯科斯科斯和帕普（Kecskes&Papp，2000）在强化的外语接触的外语习得语境中所作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假说。换言之，“中介文化风格”不仅可能产生于二语环境，也可能产生于外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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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塞诺兹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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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诺兹（Cenoz，2003）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sque Country）不同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调查了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所表现出来的请求行为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验证“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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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参加者是69名大学生，其中男性占14.7%，女性占85.3%，平均年龄为20.68岁。他们都是母语为西班牙语者，学过第二语言巴斯克语和第三语言英语。被试根据其英语的流利程度分为两组。“英语流利组”由“英语研究”（English Studies）专业的49名被试组成，其余的20名被试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低，归入“英语不流利”组。所有被试都在中小学学过英语必修课，但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在大学均接受全英语授课，并且被要求通过一个相当于“剑桥水平”（the Cambridge Proficiency）考试的英语测试作为其英语课程通过的一个必要条件。“英语不流利组”在该研究实施之前只在中小学学习过至多3年英语，并且再也没有进一步接触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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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调查工具是一份一般背景问卷和一个基于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的“话语补全测试”。“英语流利组”在不同的日子既用英语也用西班牙语完成话语补全测试，“英语不流利组”只用西班牙语完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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