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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00页，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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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 L. 勒维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授予科比修道院的特许状的考证研究》，第220、231、235页（巴黎，1902年）。这里说到的是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附近的福斯商品通行税卡。《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1页）证明鱼汁、海枣、胡椒和其他许多东方产品是高卢北部的日常食品。至于纸草，《科比的阿达拉尔的章程》的附录中保留着一份文献（盖拉尔校注：《修道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第2卷，第336页），证明纸草必定是广为传播的日常用品。因为这份文献同油脂一起提到纸草，所以可以相信纸草像今天的油纸一样用作灯笼的护罩。我知道有人认为上述文献是加洛林时代的东西。但是人们只能提出这份文献是附录在《阿达拉尔的章程》之后作为这种看法的论据，除此以外不能提出任何其他理由。这种情况不足为凭。由于纸草从9世纪初期起消失，我们不得不把这份珍奇的文献的时间上溯一百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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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 629年批准圣德尼修道院对该市集征税的《达戈贝尔的证书》（《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40页）普遍地被认为值得怀疑。然而人们提不出足以否定这份证书真实性的有效证据。而且即使这份文献不是出自达戈贝尔的中书省，它也无疑是加洛林时期以前的东西，人们没有理由对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经常举行圣德尼市集的详细情况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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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 见《阿戈巴尔的书信》（《德意志历史文献·书信》，第5卷，第18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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㉓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7卷，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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㉔ J. 戈尔：《萨莫和卡兰蒂尼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11卷，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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㉕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3卷，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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㉖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8卷，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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㉗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6卷，第45节。627年，一个名叫约翰的商人向圣德尼修道院捐赠（《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3页）。《达戈贝尔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13页）谈到一个名叫萨洛穆的商人，实际上他或许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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㉘ 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432页；F. 达恩：《西哥特人的商业和商业法·建筑用石》，第2卷，第301页（柏林，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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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第二章 9世纪的商业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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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穆斯林入侵对西部欧洲的这种巨大影响。①事实上，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欧洲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状况。通过腓尼基人、希腊人，最后是罗马人，西部历来接受东部的文明。西部可以说是依靠地中海过活，现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西部的重心以前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现在重心北移了，结果总的来看在西部仅起第二流历史作用的法兰克王国将要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穆斯林关闭地中海与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兰克王国将要为中世纪欧洲奠基。但是它所完成的使命以推翻传统的世界秩序作为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历史的发展改变了进程，也可以说，穆斯林的入侵使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常规，那么加洛林王朝就不会起到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王国或许是不会出现的；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也是不可想像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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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指出墨洛温时代与加洛林时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确证上述论断。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同样的差别比比皆是，表现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学、制度、语言直到文字等各个方面。无论从何种观点进行研究，9世纪的文明都表现出与以前文明的彻底决裂。矮子丕平的政变绝不是朝代的更迭，这标志着历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进程改朝一个新的方向。的确，查理大帝以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炫耀自己，以为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实际上，他打断了古代的传统。收缩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的领地的古代帝国成为与西部新帝国并存而又无关的东部帝国。西部新帝国尽管徒有其名，实际上仅就天主教教会是罗马的这一点而言，它才可以说是罗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北部地区。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意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圣博尼法斯或阿尔琴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像爱因哈德那样的斯瓦本人。在这个从此以后切断了与地中海的联系的国家里，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于南面被封锁，帝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北部，帝国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山脉，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的影响开始在帝国占据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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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与墨洛温时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特别明显。③在墨洛温时代高卢还是一个航海的国家，由于海，高卢的贸易和交通得以维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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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实现和截然分开的。我们看到，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进，马赛的商业逐渐衰落。叙利亚于634至636年间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马赛派船舶和运商品。不久以后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纸草不再被运到高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677年以后王国中书省停止使用纸草。④香料的进口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认为最后一次要求批准他们免缴福斯商品通行税的特权是有益的。⑤半个世纪以后马赛港一片孤寂。养育它的海对它关上了大门，海通过它所哺育的内地的经济活力最终消失了。到9世纪，以前是高卢最富庶的地区的普罗旺斯变成最贫困的地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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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穆斯林越来越加强了他们对海的控制。在9世纪时，他们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们建造了新的港口：凯鲁万（670年）、突尼斯（698—703年），稍后在埃尔梅迪亚（在突尼斯南面），再后在开罗（969年）。巴勒莫成为他们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该地有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他们的船队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着制海权：商船队把西部的产品运往开罗，从那里再运往巴格达；海盗船队蹂躏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他们抢劫城市，将居民掠走卖为奴隶，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帮匪徒甚至占据了佛拉克西纳顿（现瓦尔省的卡尔德-佛雷内特，距尼斯不远），驻扎在该地的匪徒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不断劫掠附近居民，威胁着从法国经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去意大利的道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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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保卫帝国抵御萨拉森人侵略的努力，与他们力图抗击诺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样地无力。我们知道，在整个9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以怎样的胆略，不仅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加斯科涅湾，而且有时甚至从地中海来抢劫佛兰西亚。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制作精巧的船只溯流而上。最近发掘出来这类船只的极好标本，现保存于奥斯陆（克里斯蒂亚尼亚）。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计划抢劫的对象。⑧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致在许多地方连居民也消失了。法兰克王国无力组织它的海岸防御抵抗萨拉森人和诺曼人，这一点最能说明法兰克王国基本是内陆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防御要想有效的话，则应该是海上的防御，而帝国并没有舰队，或者只有临时组成的舰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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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业。确实，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几处提到商人（mercatores, negociatores）⑩，但是不要对这些商人的意义产生错觉。与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数量相比较，这些有关商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汇编（它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之少的。据此应该得出结论，商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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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高卢北部，在9世纪的前半期，商业还表现出几分活力。康托维克港（位于加来海峡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现已消失）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莱茵河畔、乌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英格兰以及丹麦通商，在遭到诺曼人摧毁（834—844年）⑪以前一直是活动范围相当大的航运中心。我们可以猜想，由于这两个港口，弗里斯兰人沿莱茵河、埃斯科河和默兹河的内河航运，在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重要性。佛兰德尔农民织的呢绒（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之为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以及莱茵河德意志的酒为上述内河航运提供了似乎相当经常出口的商品。⑫此外，我们知道在杜尔斯泰德铸造的硬币德尼埃流传很广。这种货币成为瑞典和波兰最古老的硬币的原型⑬，这一点清楚地证明，德尼埃或许经过诺曼人的手从很早起就一直流传到波罗的海。我们还可以指出努瓦尔穆蒂埃的食盐是行销较广的商品，爱尔兰的船只到过努瓦尔穆蒂埃。⑭另一方面萨尔茨堡的盐沿着多瑙河及其支流运往帝国的内地。⑮尽管君主们明令禁止，奴隶买卖仍在东部边境进行，从对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中掳获的战俘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买主，买主们把奴隶运到拜占庭或比利牛斯山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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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兰人的商业被诺曼人的入侵所毁灭，除了弗里斯兰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犹太商人。他们仍然为数众多，遍及佛兰西亚各地。在高卢南部的犹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联系，他们被谴责向西班牙人贩卖基督教儿童⑯。这些犹太人可能从西班牙或许也从威尼斯得到他们所经营的香料和贵重的织品。⑰然而，他们被迫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这种义务一定使得大量的犹太人很早就迁移到了比利牛斯山那边，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在9世纪时不断减小。至于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样的巨大，可是在这个时期已不再值得一提了。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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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商业缩减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消失以后，商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外籍犹太人手中，只不过是运几桶酒或盐、进行犯禁的奴隶买卖以及贩卖来自东部地区的奢侈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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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纪时还有大量的市场（mercata, mercatus），这与上述论断丝毫没有矛盾。⑲实际上这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应乡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宫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例如圣里基埃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人街）⑳，以此作为加洛林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明，那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里所说的商人实际上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负责供应宫廷或修士们，可以说是领主的供应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商人。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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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西部欧洲不再属于地中海共同体以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还有一项物证。这就是由矮子丕平开始并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货币制度改革。我们知道，那次改革废弃金硬币代之以银硬币。根据罗马的传统，以前苏是基本的货币单位，而现在它仅仅是记账货币。从此以后惟一真正的硬币是重约2克的银德尼埃，银德尼埃的金属值与法郎相比大约为45分。㉒而墨洛温时代金苏的金属值约为15法郎，这就可以估价那次改革的全部意义了。毋庸置疑，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贸易和财富的大幅度减少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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