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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由于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和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的发行,在13世纪重新出现了金硬币,这标志着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不容否认:在9世纪废弃金硬币则相反地证明了经济的极度衰落。如果说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纠正墨洛温时代后期货币的紊乱状态,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而无需放弃铸造金币。毋庸置疑,他们放弃铸造金币仅仅是由于迫不得已,换句话说,是由于高卢的黄色金属告罄。这种状况是地中海商业中断所造成的,除此别无其他原因。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与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联系的南意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保留着金硬币,而加洛林的君主们却不得不代之以银硬币。此外,他们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轻,也证明他们的帝国在经济上的孤立。如果他们的国家与金苏继续流通的地中海地区之间保持着最细微的联系,无法想像他们会将货币单位值减少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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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9世纪的货币改革非但符合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而且也符合货币的流通状况,当时货币流通之缓慢和数量之不足同样是惊人的。由于没有一些具有足够的力量吸引远处货币的中心,可以说货币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徒劳地下令只许在王国铸币厂铸造德尼埃。从虔诚的路易统治时期起,鉴于教堂无法弄到硬币,因此必须批准一些教堂铸造硬币。从9世纪后半期起,凡是国王批准建立一个市场,几乎总是随之即批准在当地建立一个铸币厂。㉔因此,国家不能保持铸币垄断权。铸币权越来越分散。这又清楚地表明经济的衰退。因为历史证明,商品的流通率愈高,货币制度愈是集中和简化。在9世纪,时间愈是往后,货币制度愈是呈现出分散性、多样性,总而言之,呈现出混乱状态,因而这最能说明问题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这里力图得出的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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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企图赋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这是强加于他的,无论我们认为他的天才是多么地伟大,他也不可能具有这些思想。没有人能够拿出一点真实性的根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开始连接雷德尼茨河和阿尔特米尔河,从而沟通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些工程不是为了运送部队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发动对阿瓦人的战争,在于希望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关于铸币、度量衡、商品通行税卡和市场的敕令的条款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条款与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征的管理和监督的总制度密切相连。为反对高利贷和禁止教士经商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如此。这些措施旨在与诈骗、无秩序和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并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民。只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才会认为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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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以致我们无意识地认为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同样进步的。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宗教状况、风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业方面则并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项伟大事业都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与教会的联盟。然而,教会和军队都不能左右法兰克王国因之而丧失对外出口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必须适应不可抗拒地强加给它的形势。历史不得不承认,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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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的财政组织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种组织确实也是极不完备的。墨洛温王朝模仿罗马帝国而保留下来的人头税不复存在。君主的经济来源仅仅在于他的领地的收入、被征服民族缴纳的贡物以及战争的缴获。商品通行税不再能够对维持国库的收入做出贡献,这就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衰退。商品通行税成为只是对经河流和公路运输的少数商品以征收实物的办法进行的敲诈勒索和横征暴敛。㉕这点很少的收入本应用来维修桥梁、码头和道路,却被收税的官吏所侵吞。为了监督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巡按使对于消除证明属实的流弊无能为力,因为国家不能给官吏发薪,也就不能对他们加以管束。国家不得不从贵族中聘请官吏,只有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能够给国家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这样一来,国家由于缺钱,被迫只在一个集团的人们中选择权力的工具,而这些人最明显的兴趣就是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贵族中聘用官吏是法兰克王国的基本缺点和查理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是无所不能的,而实际上是依赖不受他约束的官吏的忠心,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这种矛盾的局势中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庭帝国或哈里发帝国一样,有征税的制度、财政的监督、税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资金和陆海军给养的国库,加洛林帝国才可能存在下去。导致帝国衰落的财政上的软弱无力,清楚地表明帝国不可能在一种不胜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持帝国的行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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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如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从这时起是地产。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内陆国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的商业痕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国家除了知道有地产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财产;除了知道有农村劳动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劳动。或许这种农业的优势并不是一件新的东西,在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墨洛温时代继续保持并且不断加强。自从古典时代末期,整个西部欧洲到处都是属于享有元老(Senatores)称号的贵族的大片领地。小地产逐渐地消失,变成世袭租地,从前的自由农民本身也变成依附于封建领地的隶农。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很明显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地放弃认为日耳曼人中存在农民平均主义民主政治的看法。当他们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之中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奴隶和半自由民(liti)的数目很大。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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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者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省,并未因此引起混乱。新来者保持了原来的状况,并且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许多入侵者从国王那里领受,或者通过暴力、婚姻或其他办法取得大片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与元老们分庭抗礼。土地贵族远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快地继续消失。从加洛林时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为数极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尚存于高卢。查理大帝徒劳地采取一些措施保护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㉗由于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必然大批地去投靠有权势的人,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委诸这些人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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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侵时期以后,大领地因而越来越大。国王们对于教会的恩宠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贵族的宗教热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7世纪起修道院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们竞相得到大量捐赠的土地。各地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彼此混杂在一起,不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欧石南丛生地和荒地并入领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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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地的组织在法兰克高卢和在罗马高卢的情况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像它们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日耳曼人无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将全部土地分为两类,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经营;其二,作为租地分给农民。因此构成一个领地的每一个庄园均由领主土地和租地所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单位(份地mansus),由马南(manentes)或维兰(villani)㉘所持有,有世袭权,缴纳贡赋(现金或实物)和承担劳役。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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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大领地就有出售它们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毋庸置疑,在整个墨洛温时代,正是由于这些领地,城市居民得到供应,商人得到货源。但是,当伊斯兰控制了地中海,诺曼人控制了北方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阶级和城市人口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情况就不能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大领地遭受到与法兰克国家同样的命运。它们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于没有买主,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除了生产生活在领地中的人们——领主和佃户——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继续生产更多的东西就成为无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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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从此以后每个领地自成为一个小天地,而不是继续与外界往来。每个领地自给自足,家长制度因袭不变。9世纪是我们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家庭经济、也可更准确地称之为无销路的经济的黄金时代。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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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只是为了领地内人口的消费,因此与营利思想绝对无关。这种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现象。大领主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出售他们土地的产品的念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别无他法。肯定地说,如果商业继续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对外出售产品的方便,他们不会不借此谋利。他们不卖,是因为他们不能卖;他们不能卖,是因为他们没有销路。因而自9世纪起出现的那种领地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么内在的转变因素。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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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将加洛林欧洲所呈现的景象与同时期南俄罗斯的景象加以比较,就能够非常明显地证实这一点。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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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成帮结伙的瓦兰吉亚族的诺曼人,即原籍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确立了对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的统治。这些征服者(被征服者称他们为俄罗斯人)自然不得不一群一群地聚居,以便身处为他们所降服的居民之中能够保证安全。为此他们设置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子,斯拉夫语叫做Gorod(城镇),他们就护拥着他们的王公和神像定居在那里面。最老的俄罗斯城市起源于这些高垒深堑的营地。在斯摩棱斯克、苏兹达尔和诺夫哥罗德有这样的营地;最重要的是在基辅,那里的王公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的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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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的生计是靠向土著居民征收的贡物来保障的。因此俄罗斯人本来可以生活在原地,无需到国外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国家已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如果他们也像西部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能与外部交往的话,他们或许会生活在原地,满足于享用臣民缴纳的贡赋。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必定很快就使得他们去实行交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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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俄罗斯事实上位于两个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在东面,在里海那边是巴格达的哈里发的统治区;在南面,黑海浸润着拜占庭帝国的海岸并且通向君士坦丁堡。蛮族人立即感到这两个强大的辐射源的光芒。他们或许精力高度旺盛,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但是他们的这些天性只是促使他们去利用环境。当他们占领斯拉夫地区的时候,阿拉伯的、犹太的和拜占庭的商人已经常去那里。这些商人向他们指出了应该走的道路。他们自己在利欲的刺激下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利欲对于未开化的人和开化的人都是一种天性。他们占领的国家把特别适合于同生活讲究的富裕帝国进行贸易的产品交给他们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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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占领的国家中广袤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蜂蜜,在食糖尚不为人所知的时代,蜂蜜是很珍贵的;还为他们提供了毛皮,华丽的毛皮即使在南方地区也是为制作奢侈的衣着和家具所必需的。奴隶更加容易得到,而且由于穆斯林的闺阁和大坊即拜占庭作坊的需要,贩卖奴隶既可靠又赚钱。因此,从9世纪起,当加洛林帝国在地中海关闭以后被封锁在隔绝状态之中的时候,南俄罗斯却相反地向吸引着它的两个大市场出售它的产品。第聂伯河流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非基督教徒,所以他们没有那种阻止西方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交往的宗教顾虑。他们既不信奉基督也不皈依穆罕默德,所以他们一视同仁地与基督的门徒和穆罕默德的弟子做买卖,他们只求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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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穆斯林帝国的贸易和同希腊帝国的贸易具有同样大的规模,这一点可因在俄罗斯发现的数量特别大的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而得到证明,这些硬币像一条金线标出了商业道路的走向。商业道路从基辅开始,沿第聂伯河向南,沿伏尔加河向东,沿德维纳河和注入波斯尼亚湾的一些湖泊向北。幸运的是犹太的或阿拉伯的旅行者以及拜占庭的作家提供的情况对考古发掘的文物做了增补。在这里我们只要简述一下君士坦丁·波菲罗格涅图斯在10世纪的报道也就够了。㉜他描述俄罗斯人每年在解冻之后把他们的船只集合在基辅。船队沿第聂伯河缓缓而下,该河瀑布很多,造成障碍,必须沿岸拉纤绕过瀑布。一到达海口,他们就沿着海岸驶向君士坦丁堡——漫长而艰险的旅程的最终目标。在那里俄罗斯商人有一个专门的地区并且有商约规定他们与该首都居民的关系,最早的商约可追溯到9世纪。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君士坦丁堡的诱惑,就定居在那里,并且在帝国警卫队服役,正如以前日耳曼人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样。皇帝之城(Tsarograd)对俄罗斯人具有魅力,这种魅力的影响持续数世纪之久。从这里他们接受了基督教(957—1015年),从这里他们借鉴而产生了自己的艺术、文字、货币和大部分的行政组织。仅此即足以证明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如果没有它,俄罗斯文明就无法解释。或许,拜占庭商业所表现的形式是很原始的,但重要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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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拜占庭商业确实决定了中世纪早期俄罗斯人的社会组织。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地产的重要性不为他们所知,而且就连地产的观念也没有,这与加洛林欧洲的他们同时代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财富观念只包括动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奴隶。只是在通过控制土地而能占有土地的产品的情况下,他们才对土地感兴趣。虽然这种观念是征服者武士阶级的观念,但是毋庸置疑,这种观念之所以保持的时间如此之久,那是因为这些武士同时又是商人。补充说一句,俄罗斯人集中在城镇开始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而这也正好非常符合于商业的需要。因而蛮族人旨在奴役被征服居民而建立的组织,非常适合于他们被拜占庭和巴格达的经济吸引之后所改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例子表明,一个社会在致力于商业之前并非一定要经过农业阶段。在这里商业看来是原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在于俄罗斯人不是像西部欧洲的居民那样与世隔绝,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向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拉向与外界的往来。因此,将他们的社会状况与加洛林帝国的社会状况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强烈的对比:不是领地贵族,而是商业贵族;不是依附于封建领地的农奴,而是当作劳动工具的奴隶;不是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而是聚集在城市的居民;最后,不是简单的消费经济,而是交换经济和经常持久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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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异常清楚地证明:这些如此鲜明的对照是环境造成的,环境向俄罗斯提供了出路,而剥夺了加洛林帝国的出路。事实上,俄罗斯的商业,只有在通向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道路依然朝它开放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而且它也不可能经受住佩切涅格人在11世纪给它造成的危机。这些蛮族人入侵里海和黑海海岸,带来了与8世纪时伊斯兰教入侵地中海给西部欧洲所造成的同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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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伊斯兰教入侵切断了高卢和东部地区之间的交通一样,佩切涅格人入侵切断了俄罗斯人和它的国外市场之间的交通。对两者来说,交通断绝的后果是非常一致的。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由于不再有货物的转口,所以城市人口减少;由于居民不得不就地寻求谋生的办法,所以农业经济时期取代了商业经济时期。尽管细节不同,两者都是同样的情景。遭到蛮族人毁坏和骚扰的南部地区落后于北部地区。基辅如同过去马赛一样陷入衰落之境;俄罗斯国家的中心移到莫斯科,正如过去法兰克国家的中心随着加洛林王朝一起移到莱茵河流域。下述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两者的相似性: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土地贵族形成了,领地制度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不可能出口或出售,生产不得不限于满足领主和他的农民的需要。因此,在这两个地方,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在加洛林帝国只有领地制度的时候,俄罗斯人靠贸易为生;在西部欧洲由于找到新的出路因而与领地制度决裂的时候,俄罗斯人建立起领地制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决裂是怎样实现的。现在已用俄罗斯的例子证明了下述观点也就够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而必须首先归因于伊斯兰教关闭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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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 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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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查理大帝在意大利征服了伦巴德人的王国,在西班牙征服了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地区。但是他的南进绝非由于希望控制地中海海岸。远征伦巴德人是由于政治原因,特别是由于同罗马教廷的联盟。占领西班牙北部的目的仅在于建立抵御穆斯林的坚固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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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H. 皮雷纳:《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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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不过纸草的进口这时尚未完全停止。就我们所知,最后提到在高卢使用纸草的时间是787年(M. 普鲁:《古文字学教程》,第4版,第9页)。在意大利纸草继续使用到11世纪(吉里:《古文书学教程》,第494页)。那里的纸草或者从埃及或者更可能从西西里进口。通过半岛南部拜占庭城市的贸易或者通过威尼斯的贸易,阿拉伯人将纸草的加工方法传到了西西里。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讨论。——在墨洛温时代尚广泛食用的东方水果(见本书第11页,注4),从加洛林时代起完全消失,这一点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如果查阅规定出巡官员膳食的御赐出巡证书,就可以看到加洛林王朝巡按使的膳食缩减到只不过是农民饭桌上的东西:肉、蛋和黄油。见G. 魏茨:《政治制度史》,第2卷之二,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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