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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灰尘淹没，坐在车里的人们被路上的大小石块颠簸得时而东倒西歪，时而浑身战栗，时而被抛起然后又落下。这段路程有一段是上坡路。牲口大张着嘴露出舌头，赶车的紧紧拉住疆绳，他们袒胸露背，眼睛被灰尘迷得一直流泪……车上的老年妇女曾经中过风的，只想着快快回家把脚泡在热水里，绅士将手帕浸湿放在头上，中年妇女抱怨说她的脖子受风僵硬起来，另外一位妇女抱怨道“我眼睛周围的眼影都给震没了”，男孩儿把手伸进篮子里摸出一个亚兰西多尔玛（用葡萄叶包裹的油焖饭）送到自己嘴里，大叫道“这油的味道好苦啊”，在车最后的女孩子手里拿着粉色手帕对着后面车里的男孩儿示意：“我把我的心给你吧。”当他们历尽千难万险、几近精疲力竭的时候，终于来到凯伊思达吉的树荫下。人们蹒跚着找到树下的位置，就像刚刚出院的病人准备回家休养一样。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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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到达娱乐花园之前需要忍受艰苦，但是十九世纪的妇女们在这里获得从前无法得到的自由。虽然妇女们不得在有男人的地方漫步，在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只得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出游，但是在其继承者阿卜杜勒·迈吉德统治时期情况开始有所变化。188妇女们可以在更多的公开场合露面，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担任更引人注意的角色。然而，尽管她们获得许可，以从前几个世纪从未听说过的方式外出，但是，在与异性交往方面她们还是遇到严格限制的。于是女人与男人之间便开始借助符号语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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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条小船上有一把阳伞！这把伞就能表达其主人想要说的话。例如，如果这把伞向一侧倾斜一点点，意思是说“我很烦你”，如果继续倾斜，“我真的生气了”，如果是完全把脸盖住，意思是“你不会再见到我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还不明白吗？”如果阳伞从右到左急摆，所传递的信号是“不要停留，走吧”，“折返，离开”，如果阳伞稍微向前倾斜，这是打招呼示好的意思“先生，欢迎你”，如果继续向下，“我又心跳了”，如果向后，意思是“哦！”如果一直继续向后，“看我都什么样了，看看我吧，可怜我吧！”，如果阳伞一直在一侧的位置，“哦，真好！这是多么幸福啊！”，如果阳伞打开又合上了，意思是“今晚不行，明天”，如果合上了不再打开，“我们可以约定明天见面”。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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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妇女们变得越来越不服管，至少在奥斯曼社会有些男性成员的眼里是这样，其中就有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他不赞成家族内的女人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如此热衷于漫步。190他曾非常不悦地写道“我的女儿们在满月的夜里到处乱逛。我的所有女儿今后都不得在满月的夜里到处乱逛了。我坚决不允许。那些无赖们（就是允许这些行为的人）这么做简直就是个耻辱。”191阿卜杜勒迈吉德迅速采取行动，将他那些不能管好自己妻子的女婿们统统撤职，以此作为惩罚。192关于附马的这一问题，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因为就在1908年革命之后，穆拉德五世的两个女儿海蒂丝苏丹和费西姆苏丹都提出与丈夫离婚，嫁给了在娱乐花园遇到并喜欢上的人为妻。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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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1839年坦志迈特改革期间所带来的改变，以及相关的妇女解放运动，使人们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妇女们与从前相比变得更加声名狼藉。根据阿里·里扎贝伊的记述，女人现在可以在娱乐花园与男人一同漫步，这一现象容易鼓励“一种天然本能，那就是，男人在看女人和享受看女人的新潮中失去控制；女人对男人也是一样”。194这种情况导致很多与公共道德相违背的事件发生。1951861年，政府公布了一份文件，规定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并列出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所应受到的相应惩罚。该文件写道，“人们去娱乐花园是一项古老传统。政府很自然地希望去那里的人行为举止要高贵、合宜。光顾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有其他举止或者以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方式行事，都是不能允许的。”196女人和男人不能坐在一起。规定的地点只在规定的日子向妇女开放，其他地点穆斯林女人禁止入内。不得传播针对妇女的有关性的言论，也不得喝酒。喝酒或者因喝酒滋事的严惩不贷。本规定适用所有人，无一例外。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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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如此搅扰阿卜杜勒·迈吉德的有关妇女抛头露面问题，在更早的时候已经成为很多人如鲠在喉的心病了。十八世纪《奇迹小册子》一书的作者痛心疾首地怒斥那些允许自家妇女在樱花季节不戴面纱乘船游玩的男人。198更败坏的是那些“皮条客”，他大胆地使用这个词，并且在他认为这词显然是适用于伊斯坦布尔大多数男性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陪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去娱乐郊游，夏天的时候去凯基森，或者在码头上买棉花糖，或者那些“蠢驴们”，在葡萄成熟的季节陪她们去巴依拉姆帕夏花园。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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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因为妇女去娱乐花园，有人向苏丹投了诉状。苏丹便命令博斯坦茨巴西调查此事。情况似乎是这样，随着春天的来临，妇女们乘车从于斯屈达尔去了奇西科里、布尔格鲁、卡姆利山和纳尔杜班利。还有一些从贝考兹去了陶凯特、艾克巴巴、德尔塞奇，和于萨。但是他们没有合宜地规范自己，他们放弃自我约束，行出很多可耻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禁止妇女乘车或者采用任何其他方式再到这些地方去。博斯坦茨巴西接到警告要对形势随时进行监督。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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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妇女们在娱乐花园的行为受到质疑。这些地方是容易产生混乱的危险地带，因为男人会在这里喝酒，并带舞女过来。这里一直存在着自由放任的危险，存在着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举止和暴力，并且与在城市内部的街区和酒馆相比，这里的露天空间使监督和管控难度更大。斗殴事件甚至是致命的，1597年在希兹麦西巴西修道院发生的斗殴就是这样。这里是托普哈内和加拉塔人最喜欢的娱乐场地，人们聚在那里聊天、喝酒。那一次事件中，有二十多人受伤，三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后来因伤不治而亡。201塞利姆二世威齐夫花园的园丁也面对斗殴的困扰。1583年他就花园所开的第二个门向苏丹穆拉德三世请愿。因为有了这个门，卖牛的以及类似的社会底层开始进入园中喝酒，他们还将园中的蔬菜擅自拿走并不付钱，也经常有斗殴事件发生，所有这些对威齐夫的花园都造成了很大破坏。看园子的认为，如果不关闭这个门，会有更多麻烦出现。苏丹接受了这个请求，命令撒巴西将门关闭。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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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花园里稍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1809年，有一群妇女，其中包括高官的妻子、女儿、侍妾，她们坐在三辆车里，有赶车的陪同，到于斯屈达尔的一个果园采摘樱桃。她们到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群流氓无赖，他们将赶车的打昏，抓住了这些妇女。他们胁迫这些妇女在果园过了一夜，强奸了她们。女人们决定对所发生的事情缄口不言。然而，她们之前是住在前港务监督长卡索提贝伊妻子的家里，她因为生病了，所以没和她们一起去。那天晚上这些女人没回来，让她非常不安。从一起去的孩子和女仆那里，她得到一些有关强奸的消息。渐渐地，整个故事浮出水面。其中有一位刚结婚的女子，其丈夫在得知此事之后与之离婚，随之她也疯了。一项调查在于斯屈达尔的市井小民当中开始了。但他们都否认强奸行为，说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妓女可以享受，不必要去做这种事情。于是调查不了了之，没有找到罪犯。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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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娱乐场的舞者，摘自艾利美兹（Erimez）所著《塔里滕·希吉勒》（Tarihten Çizgiler，伊斯坦布尔，1941），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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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突出案件，以及更多的小事件——吵架、喝酒或者仅仅是道德上的松懈表现——都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地方的安全问题。在苏丹看来，人们能够在娱乐花园尽情享受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享受要有限制，并要举止合宜，马哈茂德二世统治初期，阿兰姆达·穆斯塔法帕夏短期执政时的博斯坦茨巴西曾这样记录。204恶劣的行为举止会引起政府对不当表现发出严厉警告，并对某些声名狼藉的地点采取措施限制进入。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安纳托利亚那边曾经非常流行的无花果树辉煌不再，就是因为那里频发可耻的、不道德事件，然后受到博斯坦茨巴西严厉打击。不良行为会引来严重惩罚。在十九世纪早期，卡姆利山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娱乐场地，尤其是非穆斯林，他们会在那里租房过夏，或者去拜访亲友。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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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宽松的气氛下，非穆斯林男人与妻子在满月时可以一直享受快乐时光到很晚，女人们不必蒙头，不同性别的人同在一处。很显然，这样做无可厚非，只要不出事就好。但是后来，一些非穆斯林开始带妓女来这里。有一次，几个非穆斯林男人带来一名妓女，有人问她是谁，他们告诉说她是其中一位的妻子。然而，每个人都很清楚她是干什么的。惩罚毫不迟延，说那个女人是他妻子的男人被打了六百下，并接受两百五十库鲁的罚款。第二天，就开始禁止女人在夜里某个时间之后出现在这种场合。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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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纽利贝伊，其父既富有又名声显赫，像他这样玩弄女人的男人在十九世纪晚期的很多小说中是遭到嘲讽和唾弃的。当他们的行为超出合宜的界线时会受到警告。博斯坦茨巴西注意到纽利贝伊在娱乐花园中喜欢靠近女人坐，他很反感这种行为，并警告他道：“如果有别的男人坐在你的女人旁边，你肯定会非常生气。而像你这样的绅士却有如此表现，那人们对恶棍、流氓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纽利贝伊由于他这种不当举止后来被流放到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岗位。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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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阔的野外给人们带来道德上的放纵，以及相对而言的自由，也恰恰是这个原因，使娱乐花园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作为奥斯曼社会结构的中心，这些地方给人们提供娱乐、享受、私密交往，和公开炫耀的机会。与城市本身相比，这里更难管理，于是成为打破男女交往限制、使人得以自由伸展的好地方，同时也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社会交往中的更大自由度。在整个帝国的生活中，娱乐花园是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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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男女有别，摘自艾利美兹所著《塔里滕·希吉勒》（Tarihten Çizgiler），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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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17053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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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来自欧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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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世纪演变中，欧洲人有关花园的概念越来越影响到奥斯曼人的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1718年开始的雷尔德芙利。第一位奥斯曼驻法国大使耶米赛奇兹·穆罕默德·塞利比是1720年被派到法国的。关于法国园林，他留下很多记载。在他从土伦到巴黎的途中，所到之处都有紫罗兰和风信子这类春季花送到他所住的地方，对此他十分惊异。208波尔多城堡的花园也让他印象深刻，那里的驻军司令很显然是酷爱鲜花的，因为他用播种的方式种植了大量的克里特郁金香。209奥尔良公爵邀请他参观圣克卢(14)，那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喷泉将水柱高高地射向空中，反射阳光的光线之后产生出彩虹。到处都有龙口形状的小喷水嘴，当它们游动起来的时候，场面非常壮观。210耶米赛奇兹·穆罕默德·塞利比还乘着两轮敞篷马车参观了凡尔赛宫的花园；211他还游览了玛丽花园，对此他感慨道，“‘信心之人在世上的监狱就是异教徒的花园’这句谚语之精妙由此可见”。212正是在这个时期，艾哈迈德三世的大维齐尔尼夫赛赫尔利·达麦德·易卜拉欣帕夏在凯基森用两个月的时间建起了一座带有喷泉的宫殿。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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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世纪末在托普卡帕宫塞利姆三世母亲房间的墙饰上，可以清楚看出欧洲花园对奥斯曼人品味的影响。到十九世纪，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美术作品，而且大量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十九世纪按欧洲风格修建的王宫所附带的花园是欧洲风格的。这从多玛巴切宫(15)的花园和托普卡帕宫的花园对比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这种影响也不限于王宫，富人的花园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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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空地的概念也产生了变化，就像对城市应该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一样。苏丹、政府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历届市长都是这种变化的坚定支持者——要模仿欧洲的样式。214于是，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长足进步，特别是，也当然是，在伊斯坦布尔尤其如此。在此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点就是向城内引进公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雇用法国著名城市设计师约瑟夫·安托万·布瓦尔（1840-1920），那时是巴黎城市建筑部总监，重新设计老城区。布瓦尔的设计牢牢地植根于欧洲人对城市的理解，包括一个新的贝亚济广场和法国风格的公园，这些成为整个空间的主导设施。虽然奥斯曼官方非常喜欢这个设计，但是所需的资金却没能落实，致使布瓦尔的设计方案与其他的欧洲城市设计者提出的项目一样，一直未能实现。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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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坐落一座公园，这被认为是欧洲生活方式的象征。塞拉芬定·玛吉姆米是一位医生，也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他于十九世纪末描述罗马的潘西奥花园时说：“不管你是在欧洲的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行走，很容易会遇到几个公园、花园和树林。公园和花园不仅仅是供人娱乐，也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活力。人们可以免费进入，在里面闲逛，尽情享受。孩子们，无论是蹒跚学步的，还是青少年也会来这里玩耍。”216第一批公园是建在城中更具欧洲风格的泰克西姆和太裴巴希地区。为了保证秩序，阻止一些人进入，那里的公园要收门票，主要的游客都是城中的黎凡特人和外国人。这些公园的欧洲风格在布拉西夫人从托普哈内登陆之后所去的公共花园的记载中描写得非常清楚。这里，“有乐队的演奏，所有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都聚集在此。”217在卡姆利山还修建了另外一个公园，不是在任的苏丹，而是皇族的另外一位成员发起的，是埃及总督的兄弟，他在那里有一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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