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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们回到了长安，为了掩饰寻找道路的失败，反而不断地称赞滇国是个大国，这更加勾起了汉武帝的征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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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由于南越国发生了叛乱，武帝决定派兵镇压，有一支军队准备从牂牁江方向进攻南越，却在这条路上被一个叫且兰的小国挡住了去路。汉军在平定南越的同时又将且兰夷平，借以震慑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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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震慑的效果是夜郎国投降了汉朝，接受了汉朝的分封。随后，西汉在西南进行了一系列的用兵，灭亡了几个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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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军开始对付滇池旁的古滇国，它灭掉了滇国东北方的两个小国劳洸、靡莫，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和滇王同姓，到这时，滇王知道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才举国投降了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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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朝获得了西南地区国家的归顺，但事实上，滇王和夜郎王都还继续存在，只是接受了汉朝的分封。不管怎样，云南、贵州地区的打开，使得西南地区进入了汉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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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归顺后，汉武帝继续派遣使者去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仍然以失败告终，还葬送了不少使者的性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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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35]，汉武帝为了报复阻碍汉朝通往印缅的滇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再次发动了进攻，斩首数万人，之后再派出使者，却仍然无法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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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也表明，在西汉时期，从云南到达印度还存在着诸多不便，在中印之间还隔着缅甸密林，以及印度东部的崇山，这里除了当地原住民之间小规模的流动，还不具备商路和外交通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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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想到达印度，必须等待西域或者南海道的开通，才具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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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寻找印度通路，征伐西南夷，还给现代的北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汉武帝以对滇国开战需训练水军的名义，在长安开挖了一个巨大的湖，由于针对的是昆明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湖的名字就叫“昆明池”。[36]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修建颐和园时，为了追随汉代的传统，也将这里的湖命名为“昆明湖”。于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名字，就和北京的皇家园林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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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抵抗匈奴，但这个使命从他到达阿姆河流域，见到这个乐不思蜀的民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幸运的是，他出使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和民族打开了汉朝的视野，从此之后，这个刚刚步入统一的集权大国，就从封闭的东亚国家变成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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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产生了关于不同文明接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或者说一个悖论：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是充满好奇心而又友好的，然而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却表明，不同文明的接触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暴力，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道之后，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充满了血腥和强迫，而西班牙人对于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文明接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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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史中，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征服也是充满了杀戮。如果说，他对波斯的进攻还是为了给希腊报仇，那么征服波斯之后继续向东进攻中亚和印度（这些地区和西方无冤无仇），就只能说是一种征服欲和野心的膨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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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接触经常以悲剧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功利心和征服欲的人，即便双方在最初接触时带着好感和好奇，但征服欲本身很快就会将双方的不同习俗演变成摩擦乃至战争。只有在战争之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判断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均势，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就必然以征服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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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骞发现西域时，西汉政权也恰好处于最具有野心的皇帝统治之下。西汉建国时期的战争早已远去，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平，恢复了繁荣富强，此时的皇帝不满足于当一个守成的统治者，渴望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发现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新方向，在他的主导下，这个后来被定义为丝绸之路的地区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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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第二章 征服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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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域的三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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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1年（后元三年），西汉的汉景帝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此时，距离西汉建立已经60多年，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足，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没有经历王朝早期困苦的皇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既没有汉高祖的开国功业，也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盛世的不世之功。在历代王朝发展史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对外扩张型或者消耗型的皇帝，他既不知道战争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也不知道人们吃不上饭的滋味，他将社会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希望借助这种繁荣建立属于自己的功绩，而对外扩张就是最好的方向。此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对外扩张的时期并不多，它们大都集中在王朝的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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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对外扩张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南越、闽越和西南夷用兵，在北方最大的敌人是匈奴，西汉与匈奴由此进行了长期的缠斗。而张骞发现的西域恰好在此时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加大了汉武帝的扩张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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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本人也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从西域回来后，他首先参加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此时，汉匈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从山西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斩杀数千人。[37]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张骞熟悉道路和水源，参加了军事行动，成了引路人。回军后他被封为博望侯。但第二年，张骞跟随李广出战，由于不能按时抵达，导致李广失利，张骞的侯爵身份也被免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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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失势的几年中，汉匈战争继续进行，形势变得对汉朝越来越有利。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连续两次获得大捷，逼迫匈奴撤到漠北地区。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了汉朝，导致匈奴撤出了河西走廊直到罗布泊一带，使这里短暂成为汉匈之间的权力空白区，然后逐渐被汉朝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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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非常显著，之前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就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联系阻断了，随着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中国就拥有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个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都以这四座城市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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