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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称佛教四大圣地为“四大塔”。到这时，除了鹿野苑，他已经都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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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伽耶有一座巨大的金刚塔，这座塔是印度教风格的，却代表了佛教最神圣的所在。塔旁就是佛陀悟道的菩提树，如前文所述，现在菩提伽耶的这棵树是斯里兰卡那棵树的枝条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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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菩提伽耶向南3由延，就到了迦叶尊者所在的鸡足山。如今，在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有著名的佛教名山鸡足山，就是以此山而得名。云南大理佛教盛行的地区似乎习惯于用印度佛教圣地的名称命名本地景点，于是鸡足山也就从印度到了中国。[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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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到达了三大圣地之后，决心要把最后一个圣地鹿野苑也走到。鹿野苑在菩提伽耶的西方，由于他从西方过来时，绕到了更加偏北的蓝毗尼，就把靠南位于恒河边上的鹿野苑绕过去了。要想去往鹿野苑，只好回头向西走，从迦耶回到恒河边的巴连弗邑，顺恒河向西（上游）走水路10由延，在一个叫旷野精舍的地方休息。之后再继续沿恒河西行12由延，就到了迦尸国波罗㮈城，也就是今天著名的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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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崇拜恒河，而瓦拉纳西就位于恒河边，是印度人理想的葬身之地。但在瓦拉纳西城旁边还藏着一个佛教圣地，在它的东北10里左右，就是鹿野苑。佛陀悟道后，第一次就是在这里讲经，获得了他的第一批信徒，从此佛、法、僧三宝齐全，佛教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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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鹿野苑，法显还可能到达了鹿野苑西北13由延的拘睒弥国（《大唐西域记》中称为憍赏弥），这里也是佛陀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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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还记载了一个传说中的达嚫国，距离鹿野苑南200由延，他承认自己没有去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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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从鹿野苑返回到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伽蓝（大乘寺）得到了一部戒律。他来天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戒律，据说这部《摩诃僧祇众律》[66]，是佛陀在世时实行的，从祇园精舍流传出的抄本。另外，还有一部《萨婆多众律》，有7000偈，汉地实行的大都是这部律法，只是没有形成文字。此外，他还得到了数部经书，这些经书，成了中国人亲往印度取经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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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在巴连弗邑住了3年，学习梵文，抄写律法。巴连弗邑也就成了法显在天竺最深入的所在。在这里，跟随法显的最后一个同伴道整感慨终于找到了归宿，决定留下，不再回去。于是法显只能独自上路，经过南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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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较法显和后来的玄奘，可以看到法显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普通僧人的身份前往印度的，而玄奘除了开始阶段比较艰辛，到了高昌后，则一路上有人帮助，以一个高僧的身份来到了印度。这其中的差别反映在各自的文本上，让玄奘的书看上去更像是学术著作，而法显的书却保留了更多的个人色彩，也显得更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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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玄奘幸运的是，法显到达的印度，恰好处于印度文明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观察对我们了解古印度文化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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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达到高峰，但此时在印度本土反而是印度教的天下。只是由于印度没有中央集权的传统，使得印度教与佛教、耆那教等长期共存，才有了佛教一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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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也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与印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是中国分裂的极致，而笈多王朝却已经是印度统一的高峰，这一点差别，决定了两个国家未来不同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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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的旅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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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去往爪哇和苏门答腊时，发现当地大都信奉“外道”，也就是印度教，佛教在当地几乎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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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的是，其实佛教在东南亚的扩张也早已开始。在他之后仅仅过了十几年，爪哇当地就已经皈依了佛教，印度教的影响力在减小，佛教的影响力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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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所到的国家叫耶婆提，在另一种文献中，它可能被称为阇婆国[67]。阇婆国皈依佛教，和一个叫求那跋摩的西域僧人有关，从求那跋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国僧人是如何在中印之间穿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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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那跋摩是罽宾[68]人，事实上，他是当地一个小国王的后裔，不过这个家族的支系从他的祖父开始就疏离了政治。求那跋摩本人则选择了隐居修行。到了30岁时，由于当时的国王绝嗣，人民希望拥有王室血统的求那跋摩担任国王，而他对王位毫无兴趣，连忙避位进入山野，不与人接触了。之后，求那跋摩也采取法显的线路，穿越了整个印度，先到达师子国，再坐船前往阇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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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达阇婆国的时间，在法显到阇婆国十多年后。在这里，他首先度化了国王的母亲，让她皈依了佛教。之后，国王也选择了佛教作为信仰。但国王的选择又是世俗的，因为求那跋摩利用信念帮助国王打胜了一场战争，促使整个国家彻底倒向了佛教。国王只皈依能够帮助自己的宗教。当阇婆国皈依之后，爪哇岛的其他政权也纷纷转向了这个更加“时髦”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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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那跋摩在阇婆国的名声也穿越了大海，一直传到了汉地。这时的汉地已经从东晋进入了南朝的刘宋时期，汉地高僧慧观、慧聪等人请求宋文帝邀请求那跋摩到汉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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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文帝的邀请下，求那跋摩先是到了广州，公元431年（元嘉八年）正月，他进入了当时的首都建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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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求那跋摩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法显时代，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通畅的道路，西域的僧人们宁肯绕远，也要避开帕米尔高原和沙漠地区，选择海路进入中国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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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法显同行的人也并非无名小卒，他们许多人都在后来对汉地佛教的稳固和印度佛学在汉地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法显的同伴中，有两个人更加著名，他们是智严和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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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严是法显在张掖认识的，但智严到了焉夷，就因为盘缠不够，转去了高昌，从此再也没有和法显相见。但智严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去往西域，而是在后来又前往了罽宾地区，并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学习禅法，赢得了当地僧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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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土的时候，他还带回来一个西域僧人佛驮跋陀罗。当时，在长安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政权。到了公元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大将刘裕灭亡了后秦，在东晋大臣王恢的盛情邀请下，智严又来到了南方的晋地。这样，当初在西域同行的法显和智严就都来到了南方。南朝宋取代了东晋之后，智严一直在南方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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