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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最初对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定了中山（后燕都城），进入燕赵地区，经过佛寺时都表示敬重，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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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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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继位后，最初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但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北方大量的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在灭亡夏、北凉（佛教都比较兴盛的两国）后，大量的僧人终于出现在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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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臣崔浩和道士寇谦之[144]的影响下，太武帝采取了灭佛的做法，佛教受到了一次打击。但崔浩因为得罪了太武帝被杀之后，佛教势力再次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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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去世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但同时加强了政府的控制。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只能有和尚50人，小州40人，更远的地方10人。[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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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四处游荡，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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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60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祇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祇粟”，僧祇户获得的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昙曜还请政府为寺院分配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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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祇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这也形成了北朝的寺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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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团体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团体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天下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3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200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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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两个巨型的石窟：都城在平城时期建造了云冈石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则又建造了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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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建都古城。周代以来，洛阳的古城又分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以东周首都周王城（始建周武王、周公旦，最初称为成周，后称为王城）为代表，[147]位置在现在的洛阳城区；另一个城市则来自公元前6世纪末，东周的王子朝叛乱，在原王城的东面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座城市建立后也被称为成周，而周王城则被称为王城）。[148]到了东汉光武帝建都时，没有选择原来的周王城，而是在王子朝新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这座城就成了汉魏时期洛阳城的基础，位于现代洛阳城东15公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汉魏洛阳城已经在战乱中成为废墟，于是又在原周王城的位置修建了新的洛阳城。这次变化让汉魏洛阳城慢慢地埋入了地下，成了废墟，也让汉魏洛阳城成了在地下保存完整的一座古城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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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的洛阳城规制是这样的：它一共有13座城门。东面有三座城门，从北往南分别为建春门（汉称上东门）、东阳门（汉称中东门）、青阳门（汉称望京门）；南面有四座城门，从东往西为开阳门、平昌门（汉称平门）、宣阳门（汉称小苑门）、津阳门（汉称津门）；西面有四座城门，从南往北为西明门（汉称广阳门）、西阳门（汉称雍门）、阊阖门（汉称上西门）、承明门（北魏始有）；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从西往东为大夏门（汉称夏门）、广莫门（汉称谷门）。[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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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城市之后，鲜卑人把建造佛像的热情带到了这里。之前，鲜卑人在平城时就已经信奉佛教，建立了云冈石窟。到了洛阳，除了营建龙门石窟，另一大工程就是遍布首都的寺庙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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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首都的寺庙都没有保存至今，但如果要寻找洛阳寺庙的模板，可以在如今缅甸的蒲甘找到。在蒲甘一共有三千多座佛塔，这些寺庙大都是历代的国王、大臣、富翁和普通人所立，信佛的人只要有了钱，就通过建一座塔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他们用金银和各种图画对寺庙进行装饰，互相攀比着，看谁建得更大更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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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洛阳的寺庙也是如此，不管是皇帝还是王公贵族都以建设寺庙为荣耀，用大量的金银去装饰，能工巧匠们不愁找不到饭吃。由于佛教来自印度，印度的雕刻和绘画风格，以及印度的文物、佛教的舍利，都成了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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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阳，甚至还有西域胡人建立的寺庙（如慕义里的菩提寺），城西的永明寺中，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外国僧人三千余人。连外国人供奉的白象和狮子都有专门的饲养场所。这个白象是公元509年（永平二年）乾陀罗王（即犍陀罗王）所贡献的，[152]而狮子来自公元525年（正光六年）嚈哒王的贡献。[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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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时期，首都中有大量的海外来客。由于北魏只控制了北方，长江地区的南朝被他们称为“岛夷”[154]，南朝来的人在北魏首都也被认为是外国人，这更增加了首都外国人的总人口。为了表明北魏是天下的中心，政府在首都洛阳城内也设了专门容纳外国人的区域，这些地方被称为“四夷馆”和“四夷里”。“四夷馆”分别叫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里”分别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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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朝的人如果投奔了北魏，他首先会被安排在首都的金陵馆内居住，三年后，北魏皇帝会在归正里赐一块地作为田宅，让他成为永久性居民，久而久之，归正里也被称为“吴人坊”，居住了三千多家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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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北方夷人来归，就首先在燕然馆给他安排居住，三年后在归德里赐以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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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来归，首先在扶桑馆居住，三年后赐宅慕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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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夷来归，首先住崦嵫馆，之后赐宅慕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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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魏实行土地公有制，皇帝在分配土地时掌握了主动权，可以通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地的做法吸引他们留下。于是四个外国人的里坊一共有一万多家归化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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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宅也并非一种特别的照顾，北魏对儒教提倡的“耕者有其田”非常在意，加之北方战乱导致土地空置，政府一直是主动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要求他们死后必须把土地交回给国家，以便分配给其他人。这种做法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对国家的稳定也是有帮助的。[156]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分出的土地是很难按照规划在农民死后回收的。但在将无主的土地分完之前，北魏就灭亡了，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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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庙中，规模最大，最能表现人类傲慢的是永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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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为公元516年（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的御道西。周围都是衙门、学府和高官显贵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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