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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寺的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学习的大乘经典有18部，加上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小学，甚至对印度教的《吠陀经》也有研究。在学者中，学习完经论20部的有1000多人，30部的有500余人，50部的有10人，这10人中就有后来的玄奘法师。但穷尽一切学问的，只有戒贤法师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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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到达那烂陀寺后，首先分配了住处。他被分在了东北部的幼日王院觉贤房第四重阁，经过了七日的供养仪式，他的宿舍又被安置在护法菩萨房北。在这里，每日的食谱都是固定的，包括赡步罗果120枚、槟榔子20颗、豆蔻20颗、龙脑香1两，每个月供应1升的大米，再给3斗的油，至于酥乳等物，每天按需来取，不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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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旅行者常常会被一种紫色的橄榄状小果子吸引，这种果子带着苦涩，如果手上沾上紫色的浆液，就很难洗掉。这种果子外国人很吃不惯，但本地人却当作水果食用，这就是赡步罗果，玄奘当年每日必用的就是这样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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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那烂陀寺安顿后，曾经拜访过不远处的矩奢揭罗补罗城（即旧王舍城），也去过鹫峰山等圣迹。这些地方都在距离那烂陀寺数公里到数十公里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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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那烂陀寺修行五年后，有了一次远行，这次远行让他前往了南印度的许多地区，他可能是第一个如此深入南印度的中国人。[246]回到那烂陀寺后，他代表那烂陀寺参加了一场著名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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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玄奘到达印度时，印度的主体宗教已经变成了印度教，也就是玄奘口中的“外道”，佛教虽然传遍了中亚和大唐，但在印度，却受到了印度教的轻视，佛教僧人常常需要参与印度教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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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戒日帝国的戒日王也是一个印度教徒，只是他对佛教比较宽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奘参与了那烂陀寺举行的大辩论。根据记载是玄奘获得了胜利，同时我们能看出这样一个事实：玄奘在印度修行的这些年里，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佛教的教义和梵语，这使得他回国后有了翻译经书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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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还开拓了印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本书的楔子里，已经详细叙述了印度与中国的外交史，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这里只说玄奘结束了在印度的学习，启程回国时，他并没有选择戒日王新开辟的吐蕃—尼婆罗快速道，而是继续选择从西域回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高昌受到了国王麹文泰的礼遇，希望首先回到高昌去见麹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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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的是，在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由于高昌麹文泰与西突厥结盟，唐太宗派出侯君集率领大军灭亡了高昌国，从此，高昌作为一个国家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唐朝管辖的高昌县。麹文泰也在唐朝进攻之前受到惊吓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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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回程采取了一条前人（法显、宋云等）没有走过的路，却又和他们的路线有重合之处。[247]在现代阿富汗的地图上，可以将整个阿富汗国土看成一只面朝东北方的蛤蟆，除了“蛤蟆”的主体部分，在国土的东北角上还有一长条国土一直延伸，与中国接壤，就像是“蛤蟆”吐出了长长的“舌头”，这条“舌头”就是瓦罕走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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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罕走廊是沿着瓦罕河延伸的一条谷地，在英国人和俄国人大博弈的时代，英国人从南方的印度北进，俄国人从北方的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南下，他们在阿富汗碰头后，决定以阿富汗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两大势力范围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在东北部给阿富汗留了一条长长的河谷，就是瓦罕河谷（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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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瓦罕河谷是著名的通道，从中国塔什库尔干向东有三条路，一条（南道）是直接翻越红其拉甫等山口进入兴都库什山南侧的巴基斯坦境内，这一条道也是当年法显的道路。而中道就是走瓦罕河谷进入兴都库什山北侧的阿富汗境内，过了瓦罕河谷就是巴达赫尚地区，继续向西就是吐火罗地区，从中道翻山也可以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巴基斯坦。还有一条北道是在瓦罕谷地以北，翻山进入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南侧，这里可以顺着帕米尔河汇入瓦罕谷地，与中道重合，这条道是宋云曾经走过的道路，也是玄奘的回程道路（只尸罗国）、蓝波国、伐刺拏国、阿薄健国、漕矩吒国、佛栗氏萨傥那国、迦毕试国、瞿卢萨谤城、安怛罗缚婆国、阔悉多国、活国、瞢健国、呬摩怛罗国、钵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拏国、达摩悉铁帝国、尸弃尼国、商弥国、波谜罗川、朅盘陀国、乌铩国、佉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勃伽夷城、媲摩城、泥壤城、睹货罗故国、折摩驮那故国（沮沫）、纳缚波故国（楼兰）、沙州。是他是反向从西向东进入中国境内的）。[248]但玄奘与宋云的不同在于，宋云在进入瓦罕河谷之后，并没有一直沿着瓦罕河行走，也没有到达吐火罗地区，而是翻越了南方的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兴都库什山南麓的亚辛谷地，直接进入了巴基斯坦。而玄奘则首先来到了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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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程离开印度后，通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地区，在阿富汗穿越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再进入瓦罕走廊，沿着帕米尔河，上到帕米尔高原南侧，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进入中国后，走西域南道回到了唐朝国土，完成了西天取经的艰苦历程。[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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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旅途是继承了法显、宋云的传统，从这一点上说是继承性的，但他对唐代僧人来说又是开拓性的。唐代早期继承了隋朝闭关锁国的做法，不让僧人随便通行。经过玄奘的开拓，以及与印度的外交联系之后，唐朝进入了与世界交流频繁的时期，到这时，唐代才开始西域求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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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与玄奘齐名的是另一个僧人义净。义净于公元671年（咸亨二年）出发，时年37岁，在他的时代，西域道由于战乱已经不好走了，新开辟的吐蕃—尼婆罗道在开通十几年后就断绝了，已经采取了从南海道来回的方法，一共在印度和东南亚待了二十多年。玄奘的著作以地理和佛经为主，而义净则关注的是人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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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去往西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学习管理。唐代随着僧人在国内的增多，如何管理也成了新的问题。这种管理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如何管理僧众，另一种是寺庙如何管理自己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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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由于僧人是不纳税的，政府为了控制不纳税的人数而实行度牒制，也就是僧道们有许可证才是合法的僧道，否则就是野僧野道，带有非法的性质，政府在一定时间会容忍野僧野道的存在，可一旦缺钱，首先对付的就是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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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全国的道观一共有1687所，但其实人数并不多，拥有合法身份的道士只有776人，女官有988人。与之相比，佛教的规模却要庞大得多。其中寺庙有5358所，僧人有75524人，比丘尼有50576人。为了管理这些僧道，政府在两京设了一个御史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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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道的身份每三年在各州、县登记一次，登记完后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留州，另一份收藏到中央备案。在中央备案的文书，佛教的放在一个叫祠部的机构，而道教的再分成两份，一份在宗正，一份在司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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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宏观管理之外，每一个寺庙对僧人的微观管理也很重要，这是义净想要学习的方面，他去往印度，在印度学习了11年，归来到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停留下来，写了一本关于佛教管理的书，介绍了印度和南海地区[251]佛教仪轨40条。[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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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义净时期，去往印度的僧人已经非常多，于是他对这些僧人的事迹进行了收集和整理，记载了有名与无名的僧人超过了80人，正是这本书使得我们现在也能知道，当年大唐僧人的印度旅行有多么繁荣。[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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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唐朝僧人旅行，就和现代的“背包客”一样，在路上络绎不绝，成了一道风景。现代“背包客”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花费少、行动快，而在唐代，要想做这种长途旅行，非僧人莫属，因为他们可以在一路上通过化缘和结交权贵来支撑，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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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大唐的僧人，就连周边的新罗、高丽和交州，也有不少人前往西域，使得唐代成了国际旅行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僧人们之所以乐于旅行，除信仰之外，还受到了当时社会甚至官府的鼓励。虽然玄奘最初是偷跑出去的，但回来后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给僧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义净回来后也受到了武则天的重视，到洛阳城外亲自迎接，恩宠有加。这些榜样的作用都让僧人们更加憧憬远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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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统治者们之所以厚待这些僧人，除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偏向于佛教，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僧人能帮他们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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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大唐早期的西域求法高僧[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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