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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也得到了证明，特别到了宋代，依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参与海外贸易，政府既得到了税收，也采购了最好的贸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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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中国的信用问题。中国人借债时，喜欢写两张借据，一张由债主写，一张由债户写，两张纸都按上手印，再错开卷起来，在纸卷的背上写几个字，这样，这几个字就有一部分在债主借据上，一部分在债户借据上。债主和债户分别把对方写的借据保管好，作为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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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债主不小心把借据丢了，而债户又不承认了，该怎么办呢？中国人会让债户写一个凭据，发誓自己没有借钱。债主拿走这个凭据，万一某一天他又把原借据找到了，就可以凭原借据和发誓凭据，要求官府将债户打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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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苏莱曼还发现中国人没有房地产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房地产都是重要的财富，也是政府收税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唐朝只对人头收税，却不收房地产税。[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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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特点还有：中国人没有宗教，即便从印度传入一点佛教，也和印度有派别之分。印度有大量的荒地，而中国却很少有荒地，基本上都被开垦过了。中国的气候适宜，也导致比印度的景致要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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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莱曼了解的只限于广州一隅，至于中国北方和内陆的情况，他一概不知，中国内地对阿拉伯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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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莱曼对广州的认知也只是片面的，实际上，就在他写书的时候，广州已经处在发生巨变的前夜了。[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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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15年（五代梁乾化五年），一个叫哈桑的人续写《苏莱曼东游记》时，又写到了广州的结局。[353]这和一个叫黄巢的人有关。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长期在汉地全境活动。公元878年（唐乾符五年），他突然从江南地区越过福建和浙江边境上的仙霞岭，进入福建，再从沿海向南进入广东地区，第二年正月兵围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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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破坏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别是桑树，使得中国的物产（特别是丝绸）出现了短缺，于是阿拉伯人控制的丝绸贸易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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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攻取广州之后，顺着漓江、湘江道北上，经过长期的迂回之后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唐僖宗只好逃往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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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的信息传递太慢，直到公元915年哈桑写书时，他还没有得到黄巢被杀的消息，以为黄巢仍然占据着中国。黄巢真实的死亡年份是公元884年（中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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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之后又有人继续补充，将黄巢的死写入了书中。不过，黄巢死后贸易并没有恢复，主要原因是唐朝皇帝的权威已经没有了，各地的军阀出现了割据的情况，于是中国内部的贸易和交通都出现了紊乱。同时，军阀们都热衷于压榨前来做买卖的外国人，于是随着伟大的唐朝的远去，来到中国的航行暂时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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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对海上中国的了解如此，对陆地中国的了解又有多少呢？这要靠另一本书来提供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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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也就是在唐朝灭亡之后，阿拉伯世界一位著名的旅行者兼作家马苏第写了一本《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354]，其中专门提到了中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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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中后期，由于吐蕃入侵了西域一带，加上回鹘[355]从北方南下，进入了现在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使得唐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几近关闭。阿拉伯人对如何从陆路到唐朝疆域的知识少得可怜，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流传着有关中国的如下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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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说，诺亚的子孙中，有一支源自阿穆尔[356]，他们从中东向东北方向扩散，成了现代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原住民的祖先。在中亚，一部分人又扩张到了今天中国新疆地区，也就是回鹘人和其他突厥人。但是，中国人还不是从这些人中分化出来的，而是阿穆尔后裔中有一支到达了印度，成为印度人，还有一支到了西藏，成了吐蕃人的祖先。从印度人中又有一部分沿着海岸线前行到了中国的广州和扬州一带，变成了中国人。[357]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走海路到达中国的。之后，中国人经过了几代王的统治（这些君王大都活了两三百岁），才逐渐扩展到了西部，与回鹘、吐蕃等相接。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城市是成都，而与回鹘相近的是拥有着皇宫建筑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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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却代表了中世纪人种学的最高水平。既然人类是分布在全世界的，而人类又都是诺亚的后裔，就必须依靠一定的路线从中东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种理论很像现代的“走出非洲”学说，虽然“走出非洲”的科学依据更加充分，但基本思路却和当时阿拉伯人的设想惊人的一致。在中世纪《圣经》和《古兰经》就被认为是科学的根本出发点，对当时人们的认识论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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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说法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又有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面。比如，马苏第还记载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一个撒马尔罕人到中国做生意的故事，他因为被广州的总督欺负，到长安去告御状，竟然还获胜了。这个故事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撒马尔罕距离新疆并不遥远，在玄奘时代，人们去往印度都要经过新疆、中亚、阿富汗，撒马尔罕也由此成为中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但是，到了唐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撒马尔罕人要到中国去做生意，竟然要从撒马尔罕先到伊拉克的巴士拉，乘船经过阿曼和马来西亚吉打州，再经过印度走海路去往中国的广州。这样相当于在已知的世界绕了一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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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人之所以走这条路，一是因为阿拉伯人统一了西亚和中亚，带来了超级繁荣，使得从中亚经过伊拉克是有利可图的，撒马尔罕人将中亚带来的货物先在伊拉克卖掉一部分，再换上伊拉克的货物带到印度、中国，一路换货的利润显然比直接过去更加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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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丝绸之路交通的断绝，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陆上道路已经过于危险，生意人也并不想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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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内地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长安是最富裕的地方，到了唐末经过“黄巢之乱”，长安已经残破到撑不起区域经济，更何况是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了。从中亚贩卖商品到长安已经无利可图，反而是到广州能够获利颇丰。广州和长安都经历过“黄巢之乱”，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广州是可以恢复的，长安却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的衰落，使得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当年的商业价值了。[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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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主人，还可以从另一类书中看出，阿拉伯人征服了非洲、亚洲的诸多地方后，致力于编写地理书籍和税册，由于阿拉伯人是贸易民族，他们对数字异常敏感，对每个地方的物产和税收都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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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按照以中东巴格达为核心的地理划分，除巴格达所代表的中央区之外，世界还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分别是艾卢法区（Arufa），包括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斯拉夫（东欧）、罗马（南欧）、法兰克（西欧）、坦佳[359]等地，直到埃及边界；卢比亚区（Lubiya），主要是现代非洲地区，以及南方的海洋；伊特尤菲亚区（Ityufiya），这个区域向东直至印度和中国；艾斯固提亚区（Asqutiya），包含了北方的亚美尼亚、中亚和外高加索，直到俄罗斯草原。[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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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除了艾卢法区的一部分，以及伊特尤菲亚区的印度和中国部分，其余的区域都已经纳入了哈里发的统治之下。既然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就必须设立交通系统，哈里发在帝国疆域内设立了930个驿站，牲口费、饲料费、驿站维持费用，每年需要花费159100个第纳尔。[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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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道路系统四通八达，这里不说其他方向的道路，只说和本书相关的通往东方的道路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永远是在新疆地区，但事实上，到新疆的丝绸之路只走了一小部分，出了国的部分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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