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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却代表了中世纪人种学的最高水平。既然人类是分布在全世界的，而人类又都是诺亚的后裔，就必须依靠一定的路线从中东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种理论很像现代的“走出非洲”学说，虽然“走出非洲”的科学依据更加充分，但基本思路却和当时阿拉伯人的设想惊人的一致。在中世纪《圣经》和《古兰经》就被认为是科学的根本出发点，对当时人们的认识论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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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说法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又有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面。比如，马苏第还记载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一个撒马尔罕人到中国做生意的故事，他因为被广州的总督欺负，到长安去告御状，竟然还获胜了。这个故事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撒马尔罕距离新疆并不遥远，在玄奘时代，人们去往印度都要经过新疆、中亚、阿富汗，撒马尔罕也由此成为中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但是，到了唐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撒马尔罕人要到中国去做生意，竟然要从撒马尔罕先到伊拉克的巴士拉，乘船经过阿曼和马来西亚吉打州，再经过印度走海路去往中国的广州。这样相当于在已知的世界绕了一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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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人之所以走这条路，一是因为阿拉伯人统一了西亚和中亚，带来了超级繁荣，使得从中亚经过伊拉克是有利可图的，撒马尔罕人将中亚带来的货物先在伊拉克卖掉一部分，再换上伊拉克的货物带到印度、中国，一路换货的利润显然比直接过去更加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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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丝绸之路交通的断绝，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陆上道路已经过于危险，生意人也并不想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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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内地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长安是最富裕的地方，到了唐末经过“黄巢之乱”，长安已经残破到撑不起区域经济，更何况是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了。从中亚贩卖商品到长安已经无利可图，反而是到广州能够获利颇丰。广州和长安都经历过“黄巢之乱”，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广州是可以恢复的，长安却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的衰落，使得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当年的商业价值了。[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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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主人，还可以从另一类书中看出，阿拉伯人征服了非洲、亚洲的诸多地方后，致力于编写地理书籍和税册，由于阿拉伯人是贸易民族，他们对数字异常敏感，对每个地方的物产和税收都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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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按照以中东巴格达为核心的地理划分，除巴格达所代表的中央区之外，世界还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分别是艾卢法区（Arufa），包括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斯拉夫（东欧）、罗马（南欧）、法兰克（西欧）、坦佳[359]等地，直到埃及边界；卢比亚区（Lubiya），主要是现代非洲地区，以及南方的海洋；伊特尤菲亚区（Ityufiya），这个区域向东直至印度和中国；艾斯固提亚区（Asqutiya），包含了北方的亚美尼亚、中亚和外高加索，直到俄罗斯草原。[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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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除了艾卢法区的一部分，以及伊特尤菲亚区的印度和中国部分，其余的区域都已经纳入了哈里发的统治之下。既然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就必须设立交通系统，哈里发在帝国疆域内设立了930个驿站，牲口费、饲料费、驿站维持费用，每年需要花费159100个第纳尔。[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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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道路系统四通八达，这里不说其他方向的道路，只说和本书相关的通往东方的道路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永远是在新疆地区，但事实上，到新疆的丝绸之路只走了一小部分，出了国的部分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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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拉伯角度来看，丝绸之路西段的道路是从巴格达向东延伸的。[362]出了巴格达，首先要到达位于伊朗境内的哈马丹（Hamadān），哈马丹是一个枢纽站，可以向四个方向行进，但我们只看向东的道路，从哈马丹可以到达一个叫雷伊（Rey）的地方，也就是现代的德黑兰。从德黑兰继续向东，沿着厄尔布尔士山南麓和沙漠之间的区域向东行，到达丝绸之路西段最重要的枢纽站木鹿，即现在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从木鹿又分成了三条道路（向北、向东和向南），其中北向道路去往布哈拉，再从布哈拉通往撒马尔罕，过了撒马尔罕，又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向北和向东），其中向北的路经过塔什干进入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再经过怛罗斯等地到达西域，也就是今天中国新疆地区，阿拉伯帝国的道路到此戛然而止，不再延伸。从撒马尔罕向东的道路进入费尔干纳谷地，从这里可以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西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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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鹿向东的道路可以到达今天阿富汗的巴尔赫，从巴尔赫向北可达撒马尔罕，向东可达巴达赫尚，向南可达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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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鹿向南可以到达赫拉特、坎大哈，进入印度境内。帝国在这里的边界已经深入了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的信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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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道路，就可以控制当地。一个政权是否控制了一个地区，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否能从当地征收税款。盛唐时期的唐朝虽然在中亚建立了不少羁縻政权，但这些政权都不属于唐朝实际管辖范围，因为那些国家并不向唐朝政府缴税。[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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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却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只要他们控制了一个区域，就试图建立起一套征税系统，于是，税册成了阿拉伯人一项重要的资料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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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的税制中，中亚地区和阿富汗都被划入了大呼罗珊地区，这个地区每年缴纳的税额是3700万迪拉姆[364]。这个数字在所有的地区和省份内排行第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区域划得太大，比起其他地区大很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地区的税收大都是以现金的形式上缴，而这个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允许以战俘和战利品抵冲税金。但不管怎样，缴纳税收，证明了中亚地区已经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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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进入版图，但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却在西域以外，这给西域地区的小政权们带去了一个好处：没有人管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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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西域地区曾经部分属于唐帝国，也曾经被吐蕃人占去了一部分。但当阿拉伯人完全控制中亚时，唐帝国已经接近分崩离析，而晚唐时期的吐蕃也恰好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吐蕃曾经非常强大，曾经趁着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衰弱进入西域地区，但到了吐蕃后期，佛教和异教的争夺变得白热化了。吐蕃虽然引入了佛教，可是由于赞普对佛教过于推崇，引起了信奉原始本教[365]的老贵族的不满，他们在寻找机会推翻佛教。这时，恰好吐蕃迎来了一个不信佛的赞普朗达玛，他和佛教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还采取了一系列“灭佛”行动，导致了高原国家的分崩离析。[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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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阿拉伯帝国经过扩张之后，也进入了“维稳”时期，自然也无法越过边界上的高山，这让西域小国最后的威胁也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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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小国享受了难得的不受欺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是：它们既不信奉汉地的道教和儒教，也不信奉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更不信奉吐蕃的本教或密宗，而是继续信奉之前的大、小乘佛教。直到元朝时期，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寺庙和佛像，并拥有众多的佛教徒。与此同时，还有几种特殊的宗教也在这片区域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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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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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之后、伊斯兰教之前，首先到达中国的是来自伊朗的一个特殊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祆教[367]，俗称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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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宗教是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初创立，其主要教义是一种二元神论，即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个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与一个黑暗神安格拉·腊曼纽，两者始终处于无限的斗争之中。[368]而人类的最高使命，就是帮助光明神战胜黑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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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崇尚火，就是崇尚光明神。至今，在伊朗的亚兹德（Yazd）还点燃着拜火教的圣火，据说这个火已经燃烧了数千年还没有熄灭。[369]拜火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则是它将一种善恶相对立的二元论传给了基督教。在之前，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只相信一个神——上帝。但基督教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是既然上帝代表了善，那么恶又是从哪里产生的？自从加入了拜火教元素，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恶来自撒旦，他是上帝的对立面。不过，基督教虽然将撒旦的地位提升，却又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立的神，所以整体上还是一元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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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火教除了崇拜火焰，另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做法，是在人死后将其放到高山顶上修建的开放式高塔中，任由飞鸟将尸体上的肉吃光，之后人们再将尸骨收殓。瑞典著名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为了帮助西方研究人种问题，就曾经偷过波斯高山上拜火教徒的颅骨。[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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