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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降城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岸上,在阴山的南侧,而唐代的回鹘所占据的地方,恰好是后来建立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所在,在蒙古国中部杭爱山东麓,有一个巨型的谷地叫鄂尔浑谷地,这里是蒙古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所在,也成了历代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不管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回鹘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都曾把宫廷设在这里,就连契丹也曾在这里建城。这条路就是从中国北部穿越大戈壁前往蒙古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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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四条道都在东北部和北部,而后面三条道才是更加遥远的、覆盖了广大内陆亚洲和海上亚洲的道路,它们分别是:从新疆地区去往中亚的道路(安西入西域道);从越南境内经过云南、缅甸,从陆路进入印度的通道(安南通天竺道);以及从广州和交州,通过海路前往海外的道路(广州通海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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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越南去往印度的通道留在最后,先说南海道。这条道从广州上船经过占婆,环绕越南南部,去往马六甲海峡,再绕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到爪哇,从巽他海峡西行,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还可以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直接前往印度的西海岸。这条道在唐代时,依然是被印度、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但唐代人对此已经非常熟悉,除了许多高僧使用,也是商人们最倚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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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加复杂的是西域道,这是因为西域道又出现了三条岔道,这三条岔道在隋代就已经开通,如果放到现在,三条道去往的中亚地区,恰好对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道又可以分出去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支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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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裴矩的记载,三条岔道都可以以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终点,第一条北道,前面部分是玄奘走的路线,即从瓜州直接过莫贺延碛,经过伊吾前往高昌,之后脱离玄奘走的路线,从天山以北经过伊犁河谷进入哈萨克斯坦,沿着草原一直向西,经过里海的北岸,穿越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甚至有可能绕道黑海北岸),前往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条道是游牧之路,也就是突厥人开发出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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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中道,是走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的北侧各个国家,到达喀什附近后,向西翻山直接进入费尔干纳谷地的道路。这条道是当年张骞走的路,到达费尔干纳后,再沿河中地区南下巴尔赫或者木鹿,进入伊朗境内,沿着里海南侧去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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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南道,是从塔什库尔干经过帕米尔高原,到达阿富汗北侧的吐火罗地区(玄奘回程的反向),或者直接进入巴基斯坦(法显和宋云的路线),再从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走海路或者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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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路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西域的地理,也就是说,到唐代为止,从新疆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被开发完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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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身毒道和南诏重塑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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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条道路中,留在最后的是一条从越南通往印度的陆路。这条路从越南的河内出发,首先通过中越边境回到云南境内,经过云南的南部,回到昆明,再向西经过大理,在大理西部某处(怒江以西200里)一个叫诸葛亮城的地方,在这里道路分了两个岔道,一条岔道直接向西经过腾冲进入缅甸境内,再向西到达印度,另一条路向西南方进入缅甸,先到达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骠国,再向西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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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其实就是西汉张骞当年苦苦寻求的“蜀身毒道”。在汉代,汉武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寻找这条路,却由于要经过太多未开化地区,穿越层层密林而不得不作罢。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被记入了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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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所以发现了“蜀身毒道”,并不是唐朝人的功劳,而是得自一个新兴政权的努力,这个政权在唐宋时期一直是西南部的一个强权,对世界历史也有很强的塑造作用。如果人们知道,现代缅甸和泰国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就不会再小视它的影响力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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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就是南诏,到了宋代在同一地区改朝换代为大理。它位于现代的云南大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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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云南的大理地区环绕着洱海周边,出现了一群种源相近的部落,被称为“八诏”[20],分别是位于白崖城[21]的时傍诏、位于剑川(现云南省剑川县)的矣罗识诏、位于巍山县北部和漾濞县地的蒙巂诏、位于宾川县地的越析诏、位于洱源县地的浪穹诏、位于洱源县邓川镇的邆赕诏、位于洱源县青索村(上关镇和邓川镇之间)的施浪诏,以及在最南部的巍山县的蒙舍诏。其中蒙舍诏由于在最南面,也称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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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713年(开元元年),时傍诏和矣罗识诏并入了其他地区,于是大理地区变成了“六诏”。在这“六诏”中,号称南诏的蒙舍诏逐渐强盛,到了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统一了“六诏”地区,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第二年,南诏国王皮逻阁定都于太和城,也就是现代大理洱海西侧的太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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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一旦统一,就对在昆明地区建立了地方机构的唐朝形成了威胁。它和吐蕃结盟对抗唐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唐和南诏的战争终于爆发。公元750年(天宝九载),南诏国王阁罗凤与唐朝的云南太守张虔陀发生冲突,于是南诏起兵反唐。为了镇压南诏,位于四川的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军队进攻南诏,却战败损失了6万人马。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率唐军7万进攻南诏,在西洱河前全军覆没。[22]阁罗凤在战后立了一块《南诏德化碑》,这块碑至今依然存在。[23]这块汉文的碑上详细地说明,南诏并不想打仗,却不得不打,完全是被唐朝的地方官吏逼迫的。如果以后唐朝人来到南诏,可以通过这块碑了解,战争的源头不在南诏。在大理,至今仍然有两个巨大的天宝战争将士墓冢,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就是两次战争中死难的唐朝士兵埋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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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在南诏战败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可以说,南诏的天宝战争加速了唐朝的军事和财政困境,当“安史之乱”到来后,更加剧了唐代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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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唐无暇顾及西南方的局势时,南诏却继续了它的扩张之路,除了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西部,南诏还将主要的扩张区域定在了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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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诏西部和南部的缅甸地区有几个国家:弥臣国、弥诺国、骠国和昆仑国。弥臣国和弥诺国的首都在何处仍然有争论,但最著名的骠国却是没有争议的。如今,缅甸脱离了军政府统治之后,也摆脱了当年的光荣孤立,他们申请的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就是骠国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卑谬的骠国首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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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初期,缅人还只是一个边缘性民族,占据了缅甸主体的是骠人。公元760年(乾元三年)前后,南诏开始对骠人进行打击。在他们的打击下,骠人的国家走向了衰落。[24]南诏对骠人的打击持续到公元832年(太和六年),这一年,南诏进攻骠国,抓了三千人送往拓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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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南诏占领了越南北部和老挝地区。[26]他们扩张的步伐直到海边才收住。在海边的昆仑国(可能是缅甸与泰国交界的海边地区),南诏军队遭遇了毁灭性失败,被人断了后路,饿死万余人,剩下活着的被砍掉右腕送回。在柬埔寨地区的陆真腊和水真腊,南诏军队也是到海边而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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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此次扩张留下了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作为东南亚历史上少有的大国,成了许多国家的精神偶像。直到泰国建立后,泰国王室仍然把南诏作为他们的精神故乡,认为泰人就是从南诏分化出来的。与泰国同源的老挝(泰人建立的澜沧王国和琅勃拉邦王国)也都将南诏人视为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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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南诏进攻缅甸的直接影响则是:骠人从此成了传说,缅甸的土地上,兴起了另一个人种——缅人。缅人来自中国西藏与印缅交界地带的山区,如果不是南诏将骠人击溃,那么缅人很难从山上下来,也就很难有后来辉煌的蒲甘城,以及现在的缅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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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人衰落之后,缅甸的走向是这样的:公元849年(大中三年),缅人在一块叫蒲甘的平原上建立了19个村落。这里除了缅人,还有孟人(更早的人种,位于泰国西部和缅甸东部)居住,但缅人逐渐成了这里的主导民族,到最后,就连在卑谬残留的骠人也搬到了蒲甘。孟人和骠人将宗教和技术传给了后来的缅人,于是蒲甘王国逐渐成长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靠近仰光的勃固也出现了一个孟人王国,就是后来的罕沙瓦底王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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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末到宋初的年代里,缅甸的诸王国一直默默无闻,但他们在积累着力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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