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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降城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岸上，在阴山的南侧，而唐代的回鹘所占据的地方，恰好是后来建立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所在，在蒙古国中部杭爱山东麓，有一个巨型的谷地叫鄂尔浑谷地，这里是蒙古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所在，也成了历代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不管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回鹘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都曾把宫廷设在这里，就连契丹也曾在这里建城。这条路就是从中国北部穿越大戈壁前往蒙古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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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四条道都在东北部和北部，而后面三条道才是更加遥远的、覆盖了广大内陆亚洲和海上亚洲的道路，它们分别是：从新疆地区去往中亚的道路（安西入西域道）；从越南境内经过云南、缅甸，从陆路进入印度的通道（安南通天竺道）；以及从广州和交州，通过海路前往海外的道路（广州通海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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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越南去往印度的通道留在最后，先说南海道。这条道从广州上船经过占婆，环绕越南南部，去往马六甲海峡，再绕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到爪哇，从巽他海峡西行，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还可以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直接前往印度的西海岸。这条道在唐代时，依然是被印度、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但唐代人对此已经非常熟悉，除了许多高僧使用，也是商人们最倚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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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加复杂的是西域道，这是因为西域道又出现了三条岔道，这三条岔道在隋代就已经开通，如果放到现在，三条道去往的中亚地区，恰好对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道又可以分出去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支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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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裴矩的记载，三条岔道都可以以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终点，第一条北道，前面部分是玄奘走的路线，即从瓜州直接过莫贺延碛，经过伊吾前往高昌，之后脱离玄奘走的路线，从天山以北经过伊犁河谷进入哈萨克斯坦，沿着草原一直向西，经过里海的北岸，穿越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甚至有可能绕道黑海北岸），前往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条道是游牧之路，也就是突厥人开发出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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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中道，是走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的北侧各个国家，到达喀什附近后，向西翻山直接进入费尔干纳谷地的道路。这条道是当年张骞走的路，到达费尔干纳后，再沿河中地区南下巴尔赫或者木鹿，进入伊朗境内，沿着里海南侧去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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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南道，是从塔什库尔干经过帕米尔高原，到达阿富汗北侧的吐火罗地区（玄奘回程的反向），或者直接进入巴基斯坦（法显和宋云的路线），再从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走海路或者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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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路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西域的地理，也就是说，到唐代为止，从新疆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被开发完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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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身毒道和南诏重塑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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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条道路中，留在最后的是一条从越南通往印度的陆路。这条路从越南的河内出发，首先通过中越边境回到云南境内，经过云南的南部，回到昆明，再向西经过大理，在大理西部某处（怒江以西200里）一个叫诸葛亮城的地方，在这里道路分了两个岔道，一条岔道直接向西经过腾冲进入缅甸境内，再向西到达印度，另一条路向西南方进入缅甸，先到达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骠国，再向西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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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其实就是西汉张骞当年苦苦寻求的“蜀身毒道”。在汉代，汉武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寻找这条路，却由于要经过太多未开化地区，穿越层层密林而不得不作罢。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被记入了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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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所以发现了“蜀身毒道”，并不是唐朝人的功劳，而是得自一个新兴政权的努力，这个政权在唐宋时期一直是西南部的一个强权，对世界历史也有很强的塑造作用。如果人们知道，现代缅甸和泰国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就不会再小视它的影响力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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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就是南诏，到了宋代在同一地区改朝换代为大理。它位于现代的云南大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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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云南的大理地区环绕着洱海周边，出现了一群种源相近的部落，被称为“八诏”[20]，分别是位于白崖城[21]的时傍诏、位于剑川（现云南省剑川县）的矣罗识诏、位于巍山县北部和漾濞县地的蒙巂诏、位于宾川县地的越析诏、位于洱源县地的浪穹诏、位于洱源县邓川镇的邆赕诏、位于洱源县青索村（上关镇和邓川镇之间）的施浪诏，以及在最南部的巍山县的蒙舍诏。其中蒙舍诏由于在最南面，也称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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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713年（开元元年），时傍诏和矣罗识诏并入了其他地区，于是大理地区变成了“六诏”。在这“六诏”中，号称南诏的蒙舍诏逐渐强盛，到了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统一了“六诏”地区，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第二年，南诏国王皮逻阁定都于太和城，也就是现代大理洱海西侧的太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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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一旦统一，就对在昆明地区建立了地方机构的唐朝形成了威胁。它和吐蕃结盟对抗唐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唐和南诏的战争终于爆发。公元750年（天宝九载），南诏国王阁罗凤与唐朝的云南太守张虔陀发生冲突，于是南诏起兵反唐。为了镇压南诏，位于四川的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军队进攻南诏，却战败损失了6万人马。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率唐军7万进攻南诏，在西洱河前全军覆没。[22]阁罗凤在战后立了一块《南诏德化碑》，这块碑至今依然存在。[23]这块汉文的碑上详细地说明，南诏并不想打仗，却不得不打，完全是被唐朝的地方官吏逼迫的。如果以后唐朝人来到南诏，可以通过这块碑了解，战争的源头不在南诏。在大理，至今仍然有两个巨大的天宝战争将士墓冢，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就是两次战争中死难的唐朝士兵埋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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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在南诏战败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可以说，南诏的天宝战争加速了唐朝的军事和财政困境，当“安史之乱”到来后，更加剧了唐代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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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唐无暇顾及西南方的局势时，南诏却继续了它的扩张之路，除了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西部，南诏还将主要的扩张区域定在了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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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诏西部和南部的缅甸地区有几个国家：弥臣国、弥诺国、骠国和昆仑国。弥臣国和弥诺国的首都在何处仍然有争论，但最著名的骠国却是没有争议的。如今，缅甸脱离了军政府统治之后，也摆脱了当年的光荣孤立，他们申请的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就是骠国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卑谬的骠国首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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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初期，缅人还只是一个边缘性民族，占据了缅甸主体的是骠人。公元760年（乾元三年）前后，南诏开始对骠人进行打击。在他们的打击下，骠人的国家走向了衰落。[24]南诏对骠人的打击持续到公元832年（太和六年），这一年，南诏进攻骠国，抓了三千人送往拓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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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南诏占领了越南北部和老挝地区。[26]他们扩张的步伐直到海边才收住。在海边的昆仑国（可能是缅甸与泰国交界的海边地区），南诏军队遭遇了毁灭性失败，被人断了后路，饿死万余人，剩下活着的被砍掉右腕送回。在柬埔寨地区的陆真腊和水真腊，南诏军队也是到海边而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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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此次扩张留下了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作为东南亚历史上少有的大国，成了许多国家的精神偶像。直到泰国建立后，泰国王室仍然把南诏作为他们的精神故乡，认为泰人就是从南诏分化出来的。与泰国同源的老挝（泰人建立的澜沧王国和琅勃拉邦王国）也都将南诏人视为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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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南诏进攻缅甸的直接影响则是：骠人从此成了传说，缅甸的土地上，兴起了另一个人种——缅人。缅人来自中国西藏与印缅交界地带的山区，如果不是南诏将骠人击溃，那么缅人很难从山上下来，也就很难有后来辉煌的蒲甘城，以及现在的缅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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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人衰落之后，缅甸的走向是这样的：公元849年（大中三年），缅人在一块叫蒲甘的平原上建立了19个村落。这里除了缅人，还有孟人（更早的人种，位于泰国西部和缅甸东部）居住，但缅人逐渐成了这里的主导民族，到最后，就连在卑谬残留的骠人也搬到了蒲甘。孟人和骠人将宗教和技术传给了后来的缅人，于是蒲甘王国逐渐成长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靠近仰光的勃固也出现了一个孟人王国，就是后来的罕沙瓦底王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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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末到宋初的年代里，缅甸的诸王国一直默默无闻，但他们在积累着力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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