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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再继续向北，浙江地区的明州（今宁波市）、秀州（今嘉兴市）、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等地也都是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甚至作为南宋首都的临安（今杭州市）也有着繁荣的对外贸易。[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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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带来的是造船业的大发展。中国由于是内陆帝国，在唐代之前，造船业一直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显、义净等僧人，只要从海外回来，就必然乘坐外国船只。[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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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造船业的落后相对的，则是外国造船业的发达。比如，扶南虽然和汉地各时期相比都显得渺小，可是扶南船却一度成了海上的主宰。在三国时期，由于东吴派遣使者去往东南亚，关于扶南造船业繁荣的消息也被使者带了回来。扶南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大者载百人”[65]。船上配备了短桨和长槁，可以应付水深和水浅的情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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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大的是波斯船或者罗马船，大的有四个帆，在海中行走如飞。[67]与此同时还有南印度地区的船，比如师子国（斯里兰卡）的船，上下楼梯就有数丈长，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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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唐之后，中国海船开始出海。晚唐时期，中国的海船已经与外国船不相上下，这也可见中国人只要遇到开放的时机，对海外的学习总是非常迅速的。到了唐末，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容纳千石米粟的大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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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船只更是发达，到了伊本·白图泰[70]访问中国时，[71]记载中国大船有十帆，光是载的水手和士兵就有上千人之多。[72]与此同时，海外的船只最大的也不过是装载近千人，所以中国船已经从载重量上超过了外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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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就如同一个小社会，分工细致，有专门的水手，还有船长、副船长，兵士、杂役等，当然还有商人和货物。中国的船还配备了指南针，比起外国船更加容易掌握方位，成了航海的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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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船舶工业已经领先于世界，这才催生了明代初期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远远胜于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其秘密不在于明代，而在于宋元时期的积累。事实上，恰好是由于明初的挥霍将海外贸易变成了赔本买卖，使皇帝放弃了海外市场，才导致了中国造船业的衰落，并最终被西方超越。明代可谓享受了技术进步的最后一次辉煌，却最终毁掉了技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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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外贸易发达之时，在华的胡人也形成了庞大的团体。[73]中国在唐宋时期一直有着发达的外国人社区。看一个社会是否开放，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看它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外国人来，并以平常化的心态看待他们，容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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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放心态上看，历朝历代中唐代是最发达的朝代。以首都长安为例，在这里居住着大量的胡人，他们甚至在某些行业内占据了主流，比如珠宝行业和香料行业，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行业——卖酒业。长安城的卖酒业不仅老板是胡人，要想经营好，女服务员（酒姬）必须也是胡人，被称为胡姬。[74]当唐朝的达官贵人们在小酒馆里吆五喝六时，这些美丽的胡人女子也被视为酒馆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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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来到中国，也大都保持着他们自己的风俗，除了有一个汉化的名字，他们还保留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并拥有着自己的信仰。唐代为了管理小众宗教的问题，比如拜火教、景教等，往往会限制本地人信奉，却不限制胡人，这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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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之外的海岸地区，胡商更是发达，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75]甚至出现了专门服务于胡商的中国人，比如有人专门开客栈针对胡人，结果也积累了百万家财。[76]到了宋代，胡商在沿海地区也非常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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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波斯、阿拉伯、印度等胡商之外，甚至一些“黑人”也来到了中国，他们被中国人称为“昆仑奴”。[77]这些“黑人”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阿拉伯人在北非获得的黑人奴隶，他们大都来自撒哈拉沙漠南北一带，以及埃塞俄比亚所代表的非洲之角上；另一种是“假黑人”，也就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岛屿，或者东南亚岛屿上的人，只是皮肤较黑，所以也被称为“昆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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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随着外国人的增加，针对外国人的法律也出台了。唐代最初对外国人还是有顾忌的，于是设置了一些限制性的法律。比如，唐代规定，外国人内部犯罪，按照外国人的法律来执行，如果外国人和中国人发生罪案，则按照中国的法律论处。[78]宋代则规定外国人犯罪，由中方审判，但交给外方执行（徒刑以上则由中方执行）。[79]在国内也设置了一些蕃长，这些蕃长由皇帝任命，却由外国人社区推荐，并可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这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将一部分管辖权让渡给了外国人自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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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个朝代都有法令限制外国人的居住范围，或者限制外国人和中国人通婚，但由于管辖不严格，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由于唐宋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到了最后，许多外国人的第二代都已经和中国人无异，甚至有的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得到了官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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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随着中外贸易的进步，还出现了一批海外华人，他们是在东南亚做买卖留在那儿的。元代周达观出使吴哥时，发现那儿竟然有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82]事实上，最早出国的中国人可能在唐代，这就是海外华人社区往往被称为“唐人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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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第一批华人都在逐渐生根，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鼻祖。[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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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政府之所以对外国人这么宽容，甚至当外国人杀了自己的官员后，不是首先想到报复，而是检视自己的问题，采取了更加公正、包容的态度，在制度上保证外国人的权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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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讨论海外贸易对中国政府的好处，就必须提到一个特殊的机构——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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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时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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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看政府重视什么，往往看它的税收偏向何处。中国政府一直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对于商业非常轻视，所以，它的税收业主要依靠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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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农业税是税务的大项，并不表明农业受到了轻视，反而证明它的重要性。政府对于商业往往是不收税的，但这并不表明商业享有优势，反而证明政府看不起商业领域。既然不收税，政府就会用各种手段限制甚至取缔它的发展，或者用官办企业来代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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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官办企业，大都存在于工业或者商业部门，[84]但它们很少干扰农业，就是因为农业是主要税源，不能干扰，而工商业不是税基，可以取缔改为官办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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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个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因为轻视商业而不设海外商税，但在唐宋时期却是对海外商品征税的。同样，这不仅不表明唐宋政府对海外的敌视，反而证明它们对海外贸易的支持态度，支持的代价就是缴纳一定的关税，获得的收益，则是政府的保护和承认，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贸易活动。反而是明清两朝的前半期，由于放弃了关税，对于海外贸易是完全排斥和打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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