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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致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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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控制了通往印度洋的门户。东南亚小国纷纷谴责却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求援。不过,中国由于缺乏舰队,无法进行远征,只能等待上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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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的公元1517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葡萄牙国王派了一支舰队前去勘察中国的状况,舰队的指挥官叫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跟随舰队同往中国的,还有一支使节队伍,大使是一位叫作多默·皮列士的人。这也是中西关系史上第一支前往汉人治下中国的正式使团。在汉代,传说大秦王安敦曾派出使节到中国,不过那更可能是商人行为,冒充大秦使节。而在元代柏朗嘉宾等人的出使,去的是蒙古人的政权,而汉人在当时只是蒙古人的臣民而已。直到明代,皮列士才是确定的代表了葡萄牙国王的正式使节。他的遭遇也说明了当时东西方实力的对比,表明葡萄牙人为什么无法取得长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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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于8月15日到达珠江口外的屯门岛,这里是当时明王朝指定的外国人贸易区,从东南亚来的船舶不能进入珠江,只能在这里交易商品。明王朝虽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但是民间贸易又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依然存在,于是,广州的官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划定一块区域让他们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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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恩赐,但葡萄牙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商船不能进珠江这个制度感到很不解。经过交涉(可能还有误解,因为中国官员一直在阻止他们,但他们却认为可能得到了允许),葡萄牙人的舰队前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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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广州城外的江面上,葡萄牙人按照惯例鸣放礼炮,并升起了国旗。这些动作吓坏了广州城的官员,他们立刻确定葡萄牙人犯了三重错误:第一,未经允许前往广州;第二,鸣炮相当于宣战;第三,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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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向广州官员解释,这并非是敌意,只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位于广州的布政使接受了这种说法。指挥官伯列士在广州将大使皮列士一行交给了中国人,然后离开,回到了马六甲。[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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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皮列士实际上是一个药剂师,平常在印度工作,此次被挑选出来担任国王的大使,是因为他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与人打交道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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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中国之前,皮列士曾经写过一本书,其中专门论述了中国这个葡萄牙人都没有来过的国家,他在语气里甚至带着点不屑。皮列士表示,东方的国家谈到中国时,都声称中国是个伟大、富庶、美丽、壮观的国家,但这显然是夸大了,这些词语如果用来形容葡萄牙,可能比形容中国更加准确。[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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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心态下,皮列士来到中国,要展现葡萄牙人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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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518年,位于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认为他们的使节也该启程回来了,于是又派出一支舰队,由西蒙·德·安德拉吉(前一位指挥官的弟弟)率领,前去接自己的使节。他们于当年8月再次到达了广州外的屯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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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葡萄牙舰队惊奇地发现,皮列士虽然在广州,却不是已经回来了,而是还没有出发!原来广州的官员还在走程序,在程序没有走完之前,使者是不可能北上去见皇帝的。他们的奏章已经来来回回传递了三次,还没有结束。皇帝以前没有听说过佛郎机,这个国家也不在进贡名单上,皇帝必须首先确定是怎么回事,才能下命令。显然,葡萄牙人是低估了中国地域的广大,以对待东南亚国家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必然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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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皮列士一行才终于从广州出发,前往北方。5月,皮列士到达南京。当时,王阳明刚刚镇压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明武宗恰好来到南京[179],于是皇帝就在南京和皮列士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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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书上也记载了这次会面,提到这些使臣有30多人,为首的叫作加必丹末(即皮列士)。[180]《明史》还记载,在葡萄牙使团中有一个叫作火者亚三的人,他是最活跃的。显然,为了给皇帝留下好印象,皮列士曾经鼓励属下多和中国人接触。这位叫作火者亚三的手下就结交了当时的权贵江彬,江彬把他介绍给皇帝。皇帝很喜欢火者亚三,还不时和他学习外国话,当作一种戏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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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者亚三等人运作下,皇帝决定把使团带往北京。南京的见面是非正式的,皇帝要的是礼仪,不是会谈,只有到北京才能进行正式会见。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1月,皮列士等人经过千般辛苦,终于到达了大明帝国的正式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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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葡萄牙使节在北京又出麻烦了。原来皮列士带了两封信[181],一封是葡萄牙国王写的,其中语气非常傲慢,带着西方君主的威严,另一封是首任舰队指挥官伯列士写的,但在请东南亚的译员翻译成汉语时,译员主动翻译成非常谦卑的格式,符合明王朝的胃口,葡萄牙人被蒙在了鼓里。不过多亏了这种语气,皮列士才有了被接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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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信由于是密封的,皮列士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但是当北京方面把国王的信拆开,与伯列士的中文信一对比,就发现原来其中说的并不一致,这给北京方面的印象就是:这个使团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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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列士只好解释,由于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密封的,他们不知道内容,所以两信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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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使团尚没有分清楚,更大的麻烦来了。这时从其他渠道又来了三封信,第一封是御史何鳌写的,另一封是江南道御史丘道隆写来的,第三封是马六甲国王写来的。[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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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道隆的信中,主要提到佛郎机人竟然敢并吞马六甲,而马六甲是中国的藩属国。丘道隆认定佛郎机人是想取代马六甲称王。明王朝历来不支持篡位者,所以,不应该把佛郎机人当作使臣,而是应该驱逐出去,让他们退还马六甲的领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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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国王的来信更是充满了控诉,希望中国政府主持公道,同时警告中国人,葡萄牙人之所以来中国,不是为了出使,而是伺机窥探,到最后要像对付马六甲一样动用武力。[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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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何鳌的第三封信仿佛证实了马六甲的指控[185],因为当皮列士离开广州之后,留在广州的葡萄牙舰队已经制造了一系列的入侵事件,表明葡萄牙人来的目的就是武力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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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葡萄牙舰队到底制造了什么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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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皮列士离开之后,舰队司令安德拉吉回到屯门岛。屯门岛是各国来做生意的地方,却不允许有任何永久性建筑。安德拉吉来到后,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法令,下令在岛上用石头和木料修建一座堡垒,就像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南亚做的一样。不仅有堡垒,他们还把大炮架了起来。葡萄牙人这样做的借口是镇压海盗,因为在这里海盗颇为猖獗,就连明朝官府的船也要敬畏他们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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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堡垒之外,仿佛是为了示威,安德拉吉还命令在另一座小岛上树立了一座绞架,甚至用它来绞死了一个犯罪的海员。在绞刑之前,安德拉吉还进行了专门的仪式,找了印度人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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