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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州的官员显然不敢把事情上报皇帝，只是逼迫马六甲使者们离开。使者们都不想走，告诉官员，东南亚已经找不到葡萄牙人没有占领的地方了。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迫上路，在浡泥诸岛当了葡萄牙人的俘虏。[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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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表明，明朝已经没有力量保卫他的属国了，只能捂住耳朵和眼睛，装作不知道。不过，一直被认为是无能的明朝却又有足够的实力击败葡萄牙的入侵，反而是强大的清朝在经过康乾盛世不久，就被欧洲人打破国门闯入。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接下来几百年中国和欧洲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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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列士的使团成员几乎全部死在中国的监狱中。皮列士本人于公元1524年死在广州监狱。[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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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使团的悲惨命运与其说是明政府的残暴，不如说是双方文明的冲突。在明政府看来，维持东南亚属国的秩序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中央政府无法做到随时维持秩序，但只要有机会，那么就一定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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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政府的眼中，葡萄牙人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入侵者，所以应当加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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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野蛮地入侵了东南亚，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但同时，他们又代表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从此以后，不管明朝皇帝是否喜欢，世界性的贸易必将席卷全球，谁能在这种贸易体系中多参与一分，就能够获得多一分的优势。这一点是明王朝无法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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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葡萄牙人到来后，明王朝不是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而是更加收缩、闭关，试图将这种变化排除在外。在当时，它仍然有实力用武力将葡萄牙舰队赶走，但这是以自己的实力损失为代价的。明王朝的地方官员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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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之死：对外贸易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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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了佛郎机人之后，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外国商人，而是广东政府。原来，中央政府禁止了佛郎机人的同时，也禁止了其他国家在广州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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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乐帝开始，明朝就只准许外国人以进贡的方式进行贸易，进贡之外的其他形式从法律上说都是禁止的。只是后来由于法律松弛了，民间也屡禁不止，政府只好默许了其他形式的贸易，并默认了几个贸易点让人们在其中交换商品。当广州贸易点取消之后，外国的贸易船都跑到了福建漳州，于是两广地区的财政立刻受到了影响，收入变得匮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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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是广东，中国的沿海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到底是遵守老祖宗的法律，还是变通一点儿允许私下里的贸易，一直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大臣斗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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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被禁止之后，当有人提出要缓和禁令时，在中央任职的给事中王希文打出了重重一拳，请求继续禁止一切非进贡的贸易，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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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感受到经济和财政寒冬的往往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地方官员。随着广东财政越来越受影响，巡抚林富又上奏，请求划出一片地方进行互市。这次皇帝支持了林富的请求，允许海外贸易商人在一个叫作香山澳的地方进行贸易。香山澳位于广东省香山县的海岸上，这里属于一片荒地，距离各个城市都很远，也只能通过陆路进入内地。由于地点太远，运输商品不便，外国商人们与地方官员配合，将贸易点移到了另一个叫作濠镜澳的地方，这里距离珠江口更近，便于贸易，所谓濠镜澳，就是后来的澳门[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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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贸的地点也变了好几次，最早允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等国贸易时，地点设在广州，到了正德年间，又改在屯门岛，之后又改为上川岛，后又移到了香山澳，最后才选择了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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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澳门设立市场后，最初东南亚各国的船只都可以来澳门贸易。按照规矩，这里不允许建造永久性的房屋，船只一旦完成贸易就立刻离开，不允许过久停留。虽然政府禁止葡萄牙人贸易，可是，随着东南亚地区葡萄牙的一家独大，到了后来，如果不允许他们参加贸易，整个贸易链条就中断了，这时官员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他们的参与。葡萄牙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贸易权之后，迅速霸占了市场，其他国家的船只都尽量地避开他们，甚至不得不讨好他们，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国商人的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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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进行贸易还是不够的。事实上，就在朝廷为这件事情争论不休时，民间和外国人都已经在偷偷地推动其他地方和形式的地下贸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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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下贸易主要牵扯到三方势力。[200]第一个势力是沿海的民众，明代也是海盗为祸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原因就在于政府禁止民间贸易。所谓海盗，最初也只是民间强人甚至乡绅组织的走私船，为的是打破政府的禁令，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到了后来，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他们就不得不走上以武力反抗之路，与能够帮助他们的倭寇和葡萄牙人相勾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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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势力是来自日本的倭寇。由于日本在明朝的体系中是被排斥在贸易之外的，日本如果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只有走私一途[201]。加上日本处于割据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各个地方政府大都与走私团伙有联系，形成了复杂的联动效应。他们和中国的走私团队配合，与中国政府组织的海防势力进行周旋。倭寇不仅参与走私，还直接采取武装行动，不断地攻打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沿海地区民众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倭寇的进攻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另一方面，贸易的需求又让他们不时与倭寇站在同一战线上。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那么人民也会做出选择，帮助政府对付侵略，但由于政府的闭关政策，将人民逼向了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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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势力是后起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对日本的发现是比较晚的，直到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才发现。但之后，葡萄牙人成了中日贸易的中间商，由于他们获得了日本的贸易许可，同时又能与中国进行半合法的贸易，所以他们将日本的银锭转卖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和黄金转买到日本。中日之间的不友好成了葡萄牙的机会，葡萄牙人甚至不希望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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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方势力复杂的联动中，中国的海防力量却显得非常弱小，无法对付无处不在的灰色贸易行为，而这种行为夹杂着合理的诉求与不合理的武力，与正常贸易又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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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在浙江又来了一个严苛的巡抚朱纨。在他的任上，出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这次事件又和内政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让明朝千疮百孔的闭关政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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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开明与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朱纨是一位保守却刚直不阿的官员。在他任职期间，福建、浙江沿海有许多强悍的海盗头子，比如李光头、许栋、汪直等人，他们的活动基地在宁波的双屿。这些人得到当地百姓的配合，与官府对抗。当海盗强大时，官府的海军却非常孱弱，战船、哨船只有定额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负责海防的漳泉巡检司定额是2500人，但实际上只有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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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上任后，决定改变这样的局面。他认为要想清剿海盗，必须首先禁止一切船舶，再在民间采取保甲措施，实行连坐，才有可能根除。在他的费心张罗下，官军的势头得以重整，在一次行动中，将著名的海盗头子许栋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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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时，公元1548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来到宁波试图做生意，遭到严防之后又向南来到了泉州。在这里，他们在官员的默许下进行了贸易。第二年，随着朱纨对海防的加强，贸易已经不再可能，葡萄牙人将没有卖完的货物集中到两艘中国人的走私船上，并留下了30个人，与中国人一起继续贸易，其余的船只都选择了回航。这两艘船属于中国的走私头子李光头[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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