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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艘船在停泊时被中国军队发现，军队的都司卢镗[204]装作要打仗，引诱葡萄牙人先动手。一旦对方动手后，中国的大部队立刻进攻，将两艘船只缴获，李光头也和葡萄牙人一并被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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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葡萄牙人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是卢镗却选择了一个更巧妙的计策：他逼迫其中四个葡萄牙人宣称自己是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国王[205]。当葡萄牙人和李光头等人被送往朱纨处，朱纨也同意了这种说法，并下令将96个中国人（包括几个孩子）全部杀掉，只留了三四名青年和一个成年男子——这些人是要向皇帝做证的。至于俘获的葡萄牙人，他们则想全部送往京城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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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葡萄牙普通人的贸易行为，在朱纨等人的曲解下，就变成了葡萄牙人国王率领的入侵事件。如果这件事得到皇帝的褒奖，朱纨的权力会大大提升，并且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提高海防，到那时，宁波、泉州一带的自由贸易体系将彻底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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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中对朱纨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浙江和福建当地的人们由于做不成生意，对他的意见很大。这些意见通过乡绅与官场的联结，最终传到了北京的朝堂之上。朱纨的政敌陈九德乘机告了他一状，奏他滥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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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朝的法令，如果要杀人，必须在判了死刑之后，再送往北京备案，只有刑部同意了才能杀。而朱纨一次性杀害了96人，且没有经过正常备案手续，就构成了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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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免除他的责任，那就是：必须证明他杀这些人是由于对方犯有叛乱罪，包括僭号流劫等事件。如果能够证明有这些情况，就相当于发生了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和战争，在战争中的杀戮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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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事情又回到了起点：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来攻打明朝的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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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此首先停了朱纨的职务，然后派了两个钦差下来，分别是给事中杜汝祯和巡按御史陈宗夔。两人到达后，开始了提审手续。葡萄牙人记载的中国提审手续非常完备[206]，两位大臣并不在一起提审，而是隔绝开来，各审各的，一个审被告时，另一个人就审原告，然后他们再合议，把口供放在一起对比，寻找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推敲，或者再审。最后，还要去现场考察，寻找更真实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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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系列的审讯，两位大人最终认定：这只是一起走私事件，并不是僭号流劫，也没有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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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令将朱纨抓起来，但朱纨却早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他慷慨流涕，说道：我又穷又病，为人又太骄傲，不甘心被人对簿公堂。就算皇帝不想让我死，闽浙地方的人也必然杀我。我死也要自己死，不需要别人动手[207]！他做了一首绝命词，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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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知道闽浙两地人恨他，但他自负是天下人的错，自己严格执法，为了皇帝守卫边疆是无比正确的，不需要道歉。就连《明史》上也惋惜地说，朱纨一死，人心涣散，海寇大作，祸害东南十几年。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之间还有制约作用，在他“严格”执法之下，中国的外贸将彻底无存。不要忘记，那些海寇大都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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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死后，那些被俘的葡萄牙人也有了裁定，除个别涉及杀害中国士兵的，继续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之外，其余的51人都流放到广西。[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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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有一个叫作伯来拉的，趁流放广西的机会细致地观察了这个老大帝国，留下了一本中国观察记[209]。这本书后来又成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材料。他撰写了另一本更加著名的书——《中华大帝国史》[210]，成为当年欧洲争相阅读的中国指南。根据他的记载，中国人对这些俘虏很友好，一路上将他们放在轿子里抬着，通过水路和陆路联运，可能走的是江西赣江经过梅岭，转入北江，再通过西江进入广西的道路。[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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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桂林后，这些葡萄牙人每月可以获得一斛大米，被分散在各个城镇，可以自由活动。经过多年，一些人想办法和澳门取得联系，最后偷渡去了澳门。[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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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之死，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清流派官员们彻底泄了气。他们再也不肯在海禁上下功夫了。浙江、福建的41个卫所和439艘战船都慢慢报废，朱纨在河口和海岛设立的堡垒也都废弃了。海禁再次松弛下来，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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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葡萄牙人表示有船毁坏，需要上岸修理，于是获得了在上川岛上岸的权力。三年后，他们开始在澳门建造教堂，高六七丈，异常壮观，之后澳门开始堡垒化，被葡萄牙人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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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形式上来讲，澳门还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归广东省香山县管辖。双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中国政府很难消灭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也知道中国的广大，很难像东南亚一样吞并，所以满足于占据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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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民间来说，由于官场的放任，使得民间外贸得以存在，这促进了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繁荣，更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工业化，只是这种工业化是政府掌控力不牢的结果，而不是拜政府所赐。明朝晚期的手工业化和资本化萌芽，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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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与西荷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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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随着明世宗嘉靖帝的去世，新即位的明穆宗隆庆帝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政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立一个贸易区，中国民间可以从这里出海，但政府保留征税权。月港本来就是海盗的一个大本营，经过改造后成了活跃的经济特区。[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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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政策的大调整，只不过是在官方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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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后，民间船只需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这几种。所谓引税，就是船只出海，必须获得政府发给的许可证，称为船引，购买许可证的费用就是“引税”，其中远洋船（东西洋）缴纳三两白银，近洋船（台湾等地）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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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饷和陆饷对应着出口税和进口税。水饷（出口税）按照船只大小来征收，以一丈六尺宽的西洋船为例，必须缴纳每船五两白银的水饷。而陆饷（进口税）则按照货物的类别和实际价值征收，比如胡椒的税额定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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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的船只出海时携带货物，等回来时不带海外商品，只是带着赚到的白银（货币）回来，就无法缴纳进口税，于是政府改征一种称为加增饷的附加税，每船为150两。[214]这主要是由于到了明末，随着美洲白银的发现，西方从中国购买商品往往直接使用白银，而中国出口远大于进口，导致流入了大量的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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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是从税收的角度考虑，但这个政策又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之前，沿海的地方政府还必须偷偷摸摸地默认民间贸易，这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允许人民出海，海外的船只前来中国也更加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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