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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艘船在停泊时被中国军队发现,军队的都司卢镗[204]装作要打仗,引诱葡萄牙人先动手。一旦对方动手后,中国的大部队立刻进攻,将两艘船只缴获,李光头也和葡萄牙人一并被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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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葡萄牙人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是卢镗却选择了一个更巧妙的计策:他逼迫其中四个葡萄牙人宣称自己是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国王[205]。当葡萄牙人和李光头等人被送往朱纨处,朱纨也同意了这种说法,并下令将96个中国人(包括几个孩子)全部杀掉,只留了三四名青年和一个成年男子——这些人是要向皇帝做证的。至于俘获的葡萄牙人,他们则想全部送往京城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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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葡萄牙普通人的贸易行为,在朱纨等人的曲解下,就变成了葡萄牙人国王率领的入侵事件。如果这件事得到皇帝的褒奖,朱纨的权力会大大提升,并且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提高海防,到那时,宁波、泉州一带的自由贸易体系将彻底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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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中对朱纨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浙江和福建当地的人们由于做不成生意,对他的意见很大。这些意见通过乡绅与官场的联结,最终传到了北京的朝堂之上。朱纨的政敌陈九德乘机告了他一状,奏他滥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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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朝的法令,如果要杀人,必须在判了死刑之后,再送往北京备案,只有刑部同意了才能杀。而朱纨一次性杀害了96人,且没有经过正常备案手续,就构成了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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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免除他的责任,那就是:必须证明他杀这些人是由于对方犯有叛乱罪,包括僭号流劫等事件。如果能够证明有这些情况,就相当于发生了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和战争,在战争中的杀戮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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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事情又回到了起点: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来攻打明朝的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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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此首先停了朱纨的职务,然后派了两个钦差下来,分别是给事中杜汝祯和巡按御史陈宗夔。两人到达后,开始了提审手续。葡萄牙人记载的中国提审手续非常完备[206],两位大臣并不在一起提审,而是隔绝开来,各审各的,一个审被告时,另一个人就审原告,然后他们再合议,把口供放在一起对比,寻找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推敲,或者再审。最后,还要去现场考察,寻找更真实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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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系列的审讯,两位大人最终认定:这只是一起走私事件,并不是僭号流劫,也没有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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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令将朱纨抓起来,但朱纨却早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他慷慨流涕,说道:我又穷又病,为人又太骄傲,不甘心被人对簿公堂。就算皇帝不想让我死,闽浙地方的人也必然杀我。我死也要自己死,不需要别人动手[207]!他做了一首绝命词,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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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知道闽浙两地人恨他,但他自负是天下人的错,自己严格执法,为了皇帝守卫边疆是无比正确的,不需要道歉。就连《明史》上也惋惜地说,朱纨一死,人心涣散,海寇大作,祸害东南十几年。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之间还有制约作用,在他“严格”执法之下,中国的外贸将彻底无存。不要忘记,那些海寇大都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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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死后,那些被俘的葡萄牙人也有了裁定,除个别涉及杀害中国士兵的,继续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之外,其余的51人都流放到广西。[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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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有一个叫作伯来拉的,趁流放广西的机会细致地观察了这个老大帝国,留下了一本中国观察记[209]。这本书后来又成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材料。他撰写了另一本更加著名的书——《中华大帝国史》[210],成为当年欧洲争相阅读的中国指南。根据他的记载,中国人对这些俘虏很友好,一路上将他们放在轿子里抬着,通过水路和陆路联运,可能走的是江西赣江经过梅岭,转入北江,再通过西江进入广西的道路。[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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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桂林后,这些葡萄牙人每月可以获得一斛大米,被分散在各个城镇,可以自由活动。经过多年,一些人想办法和澳门取得联系,最后偷渡去了澳门。[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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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之死,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清流派官员们彻底泄了气。他们再也不肯在海禁上下功夫了。浙江、福建的41个卫所和439艘战船都慢慢报废,朱纨在河口和海岛设立的堡垒也都废弃了。海禁再次松弛下来,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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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葡萄牙人表示有船毁坏,需要上岸修理,于是获得了在上川岛上岸的权力。三年后,他们开始在澳门建造教堂,高六七丈,异常壮观,之后澳门开始堡垒化,被葡萄牙人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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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形式上来讲,澳门还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归广东省香山县管辖。双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中国政府很难消灭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也知道中国的广大,很难像东南亚一样吞并,所以满足于占据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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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民间来说,由于官场的放任,使得民间外贸得以存在,这促进了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繁荣,更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工业化,只是这种工业化是政府掌控力不牢的结果,而不是拜政府所赐。明朝晚期的手工业化和资本化萌芽,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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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与西荷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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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随着明世宗嘉靖帝的去世,新即位的明穆宗隆庆帝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政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立一个贸易区,中国民间可以从这里出海,但政府保留征税权。月港本来就是海盗的一个大本营,经过改造后成了活跃的经济特区。[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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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政策的大调整,只不过是在官方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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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后,民间船只需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这几种。所谓引税,就是船只出海,必须获得政府发给的许可证,称为船引,购买许可证的费用就是“引税”,其中远洋船(东西洋)缴纳三两白银,近洋船(台湾等地)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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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饷和陆饷对应着出口税和进口税。水饷(出口税)按照船只大小来征收,以一丈六尺宽的西洋船为例,必须缴纳每船五两白银的水饷。而陆饷(进口税)则按照货物的类别和实际价值征收,比如胡椒的税额定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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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的船只出海时携带货物,等回来时不带海外商品,只是带着赚到的白银(货币)回来,就无法缴纳进口税,于是政府改征一种称为加增饷的附加税,每船为150两。[214]这主要是由于到了明末,随着美洲白银的发现,西方从中国购买商品往往直接使用白银,而中国出口远大于进口,导致流入了大量的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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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是从税收的角度考虑,但这个政策又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之前,沿海的地方政府还必须偷偷摸摸地默认民间贸易,这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允许人民出海,海外的船只前来中国也更加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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