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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同时，另一个欧洲国家却在酝酿占据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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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明代被称为“红毛番”。与佛郎机相比，红毛番更是船坚炮利，他们的船可达三十丈长，六丈宽，厚两尺余，树五根桅杆，后部是三层楼。荷兰的炮也更强大，被称为红夷大炮，在明清时代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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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荷兰人和后起的英国人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敌，特别是对葡萄牙来说。葡萄牙曾经占据了世界上不少海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但最后，除了保住了少量港口，大部分都被荷兰人抢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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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地区，荷兰人最早占据了大泥[220]等地，后来为了和中国贸易，公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派船来到吕宋，被吕宋的西班牙人拒绝后，又来到澳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拒绝了荷兰人[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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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在几位中国商人的帮助下，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并派遣中国商人前来商讨通商事宜。当地官员几经推脱后，同意与荷兰人贸易。不想在继续上报时，荷兰人遇见了强硬派的都司沈有容，计划被破坏。荷兰人不得不离开澎湖，中国方面则将帮助荷兰人的几位中国商人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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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荷兰人第一次占据澎湖。之后他们攻破了南洋的摩鹿加群岛，再次前来寻求贸易机会。这次，他们占据了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再次来到澎湖，修筑了堡垒。澎湖的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表示他们必须离开澎湖，拆掉堡垒，才准予贸易。荷兰人听从了指示，拆毁堡垒离开（公元1623年，天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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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荷兰人的配合并没有换来贸易机会，澎湖的官员失信了。于是荷兰人又回来第三次占领澎湖，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他们被中国军队围困，最后被迫突围离开。[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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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占领澎湖，但荷兰人却占据了台湾。台湾直到明末清初的郑成功时期才被中国人重新收复，并永久性地并入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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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之所以没有葡萄牙人那么幸运，没有获得永久性基地，在于他们来得太晚。对中国的明王朝来说，澳门是一个皇帝恩赐的特区，是给所有的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葡萄牙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至于葡萄牙人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那是外国人内部的问题，中国是不管的。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贸易基地，想要让中国再划另一个贸易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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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荷兰人过于强硬和直爽的态度也有强烈的副作用，他们缺乏葡萄牙人的低姿态。虽然葡萄牙人也曾经依靠暴力，但学会与明王朝打交道之后，更多采用的是软性策略。荷兰人过于强硬，而西方暂时还无力对抗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被赶走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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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贸易战争中，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本地商人大都是愿意帮助外国人的。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可以得到中国民间的谅解与帮助。官府动不动就给他们戴上奸商或者奸民的帽子，但其实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更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规则，不愿意被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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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末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还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与西方的葡萄牙、荷兰人相抗衡。正是这种均势状态，使得葡萄牙和荷兰也不敢像在印度沿海、东南亚那样进行血腥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有可能产生出一种较为中立的贸易规则的。这需要中央政府既有强硬的一面保卫领土，又有宽容的一面对待贸易，也需要民间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尽量掌握对方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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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中国官员很好地利用了外国人的武器，也有中国民间人士掌握了贸易和科技的技巧，只是他们都只是少数派。在更多的情况下，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明智，使得这种贸易规则无法建立，一旦到了东西方实力发生逆转时，再想建立平衡，就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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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些发生在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事实上，亚洲的超级内陆帝国和区域性强国都很少能够适应这次地理大发现的冲击。不管是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包括缅甸和泰国，都不肯接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中心这个事实。这些国家中除了较为弱小的泰国和与西方更近的奥斯曼帝国，其余的国家都无法完成转型，当他们的劣势越来越大时，就会被西方势力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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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第十八章 重归闭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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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文从武”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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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部的开头，已经写了利玛窦“征服”中国的故事。在保守的明代，利玛窦所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几乎是唯一一个获得了许可，能够在中国境内停留，并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一直保持到利玛窦死亡。但是，在他死后，耶稣会的命运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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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死于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在六年后，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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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一位叫作沈㴶的官员，职务是南京礼部侍郎，联合其他官员向皇帝递了一份奏章，认为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中国是为了传播邪说，将他们比作白莲教，聚集起上万人是为了反对朝廷，更何况是夜里聚会，白天解散，更像是非法组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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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往往称自己是意大利人，是教皇派来的，但他们的国籍又大都是葡萄牙人，还和澳门打得火热，这也让中国人认为可能根本没有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他们是冒牌货，是商人派来耍阴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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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接受了沈㴶等人的看法，下令将耶稣会士们都赶走。南京礼部首先行动，将在南京的23名天主教徒羁押。第二年，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被抓了起来，甚至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朝廷准备将他们装进囚车，送往广州，之后发往澳门。[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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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北京和南京的房子也被拆毁，其中的木头构件卖给了孔庙，以便用来雕像，剩下的给在南京死去的浡泥王修建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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