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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耶稣会并没有被逐出中国。由于明末对社会的管控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皇帝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做到。一方面,传教士们信仰坚定,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的人被抓了起来,在中国其他地方传教的教士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躲到了中国教民的家里,官府根本找不到他们[226]。就连北京和南京,也一共只驱逐了四个人,且由于官府的惰性,最后还是重新开张,让他们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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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中国官场上,传教士们已经有了一批坚定的保护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个,分别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王徵,前两者更是做到了高官。在教案发生之前,四人都已经加入基督教。这些人由于地位的原因,不便硬碰硬去反驳同僚,却会利用官场规则保护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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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朝官场来说,虽然对西方人非常不屑,有一件事情却是他们承认的,那就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科学技术虽然在明代被称为奇技淫巧,但在某些时候却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打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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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皇帝继位后(公元1621年后),随着东北与女真战事的出现,李之藻乘机上书,表示意大里亚(意大利)人善于造炮,如果要打败满洲,就要借助西方的技术,让他们去当战争顾问。在这样的幌子下,耶稣会又大摇大摆返回了北京。不过他们不是作为传教士,而是作为战争顾问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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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南京事件,外国人的回忆更有价值,也更能说明明朝官场如何漏洞重重,矛盾混乱的命令,反而对传教士们形成了保护。据在南京的曾德昭回忆[227],北京礼部首先下令囚禁教士,这份命令到达南京是在8月30日。这一天夜里,教士们就得到了从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教团总监龙华民和艾儒略立刻启程去北京想办法,留在南京的是王丰肃和曾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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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兵部首脑派了三个官员来通知要驱逐他们,但兵部的人并不像礼部那么保守,临走时告诉他们,兵部首脑下令不准在途中虐待教士,甚至还有人告诉他们,上层相信他们是无罪的,不要着急,事情会平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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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沈㴶派人来带走教士,并搜查房间。但他们看到曾德昭生病了,就只带走了王丰肃,把曾德昭留下,只是在门上贴了封条。这种做法也表明,礼部的人也不赞成对教士动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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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北方朝廷的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龙华民二人,也在不断想办法软化局势。只是由于沈㴶的坚决,才让皇帝签署了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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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皇帝的命令才下达。沈㴶坚持将两个在南京的教士各打十大板(曾德昭身体不好免打),装入囚笼,花了30天送往广州。一到广州,他们就被放出来自由活动,等北京的两位被驱逐的教士到了,再一起送往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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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年后,由于战争的需要,皇帝就下令把他们召回北京去了。这时沈㴶已经失势,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回归了。皇帝不需要信仰,但皇帝需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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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就以这样一种扭曲的形式继续存在,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对基督教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地理知识、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就连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基督徒也对西方的数学、天文等知识更感兴趣。[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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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技术,耶稣会的另一个让皇帝感兴趣的科学技术是历法。历法作为中国礼制的一部分,是神圣的,但由于欠缺天体运行模型,中国的历法,特别是对日月食的计算却总是不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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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难之前利玛窦去世那年,由于原来的历官推算日食失败,就已经有人建议将司天监交给传教士,并让他们重新制定历法。到了崇祯年间,徐光启更是建议重新开局,由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制定新的历法,名为《崇祯历》,这部历法已经制好,却由于亡国没有启用[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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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传教士的知识包括如下几类[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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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在众多科学中,数学是各种科目的基础。中国人虽然在数学上也有不少成就,但在整体上却是缺乏数学观念的社会。因此,不管是徐光启还是李之藻,都首先对数学产生了好奇心。利玛窦在世时就曾经写了《乾坤体义》,上卷论述天文,下卷就是数学。到了后来,徐光启又怂恿利玛窦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出来,这是在国内第一次对欧式几何进行系统性的介绍。除此之外,在测量、三角、圆、对数、代数等多方面,传教士和中国的信徒也都做了译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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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天文学是几何学的孪生兄弟,对于中国人而言,天文学的日月模型,就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异闻”。但只有在相信这个异闻的基础上,才能对天象做出更准确的预判。利玛窦之后,在徐光启主导下,传教士团队长期把持明朝天文局,到了清朝,皇族换了,但天文科学家却没有换,西方人继续把持中国的历法。这表明中国人是承认西方在天文学上的造诣的。当然,这个领域也是争夺最激烈的领域,接下来还会再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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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也正是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美洲的情况。在之前,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就是亚洲,而传闻范围则可以扩展到欧洲和非洲[231]。传教士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的情况,并加入了对美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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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代表作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作于公元1623年(天启三年),也就是南京事件结束不久。全书将世界分成了五个大洲,前四个分别是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非洲)和亚墨里加(美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作墨瓦腊泥加的洲,这个洲位于南美洲之南,是麦哲伦(莫瓦兰)在经过麦哲伦海峡时,看到海峡以南还有土地,便称之为火地,也就是现在的火地岛。由于麦哲伦看到了这片陆地,人们推测,在南美洲以南还有一个大陆。这个大陆被称为南方大陆,后来欧洲人耗费了无数精力,只找到了南极洲和大洋洲,却都与他们设想的南方大陆不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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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方外纪》详细介绍了前四个大洲上的国家,最后又总括地介绍了四海[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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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清朝后,传教士南怀仁又写了一本《坤舆图说》,这本书除包含《职方外纪》的内容之外,还又加入了许多科学知识,比如地球物理、气候、动物、人文等多方面,他甚至介绍了古代西方的七大奇迹[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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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本来可以促进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不幸的是,它们起到的作用都不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采取了世界视角的坐标系,没有将“中央之国”放在中心位置。比如,清朝人[234]就曾经考证过,《职方外纪》的五大洲来自战国时期邹衍的学说,是诞诳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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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导致即便世界已经主动来到了家门口,但中国人还是毫无所知。在少数先知先觉者(如徐光启)死后,人们对于地理知识的漠视,迟早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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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主要就是汤若望所代表的火器制造技术,以及利用火器状况下的排兵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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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以水利、钟表、冶炼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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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美术。由于中国美术以平面图像为主,而西洋美术却已经进化到立体图像,明末清初也进入了一个利用西洋美术改造国画的时期,最著名的就是乾隆时期的外国画家郎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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