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373280
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在深层次上，却是另一个隐忧让大臣们决定这样做。这个隐忧是：传教士本身的传教活动，与中央帝国的统治模式是不匹配的；中央帝国要求世界上只能有一个权威，就是皇帝，但是传教组织实际上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这个权威表面上是上帝，但在人间的代表，却是罗马的教皇和他的传教团。
1705373281
1705373282
杨光先在一道奏章中给传教士定了三个罪名：阴谋叛乱、宣传邪教和历法失误[257]。其中历法失误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却是阴谋叛乱和宣传邪教。
1705373283
1705373284
传教士不管怎么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和历法学家，但骨子里的目的仍然是吸引信徒，让这些信徒摆脱帝国的思想控制，依附于遥远的罗马。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信徒从明代的数百人变成了清代的数万人，这样的数量已经足以让中央政府感到紧张。
1705373285
1705373286
除皈依人员数量众多之外，还有另一个可怕的事情：中国人的联想能力。一旦一个思想进入中国，在经过最初的休克之后，随后发生的往往是异化，也就是产生中国式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洪秀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借助的是一套带着基督教色彩的说辞，以基督教为外壳，塞上了土生土长的东西，将自己神化成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只要一个思想进入中国，必然会产生这种异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异化之前就掐灭它，不让这种思想进来。
1705373287
1705373288
在这样的背景下，汤若望被免职，传教士们被抓起来，每人绑了九条链子，三条在脖子上，三条在胳膊上，三条在腿上，然后押入大牢。
1705373289
1705373290
除了北京的这些教士，在中国的其余省份，也都下令将传教士扣押。虽然每个地方执行的程度不同，但最终，从各省解来了26名外国传教士，加上京城的4名，一共30名。此外，还有7名中国人被控叛乱罪[258]。
1705373291
1705373292
经过审判，汤若望和7名中国人都被判凌迟，另有5名中国人判斩首。这几乎是最严厉的刑罚，而在审判时，传教士们还以为自己是无罪的。
1705373293
1705373294
汤若望眼看性命不保，但一件意外却救了他的命：北京发生了一次地震。[259]这次地震改变了汤若望的命运，他被改为流徙，其余被判凌迟的七个中国人中，两人流徙，五人斩首。
1705373295
1705373296
在实际执行中，最后流徙也没有执行，汤若望等人被释放了，软禁在北京。其余的外国人中，在北京被抓的都留在了北京，剩下的被送往广州经由澳门遣送回国。当他们被送到广州后，剩下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这些人很快就能在广州自由活动了[260]。
1705373297
1705373298
杨光先虽然可以把传教士告倒，但在实际的数学和天文技术上，他却无法适应，掌管钦天监不久就因为不能胜任而辞职了，于是皇帝只好再找西洋人前来掌管。这一次教案至此落幕。
1705373299
1705373300
在清朝的盛世时期，人们常把康乾并提，但事实上，康熙皇帝是一个有着充分好奇心的人，而他的孙子却更加自大，对外来的事物不感兴趣。
1705373301
1705373302
康熙皇帝亲政后，传教士们的好日子再次到来。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显得极其宽容，使得中国的基督教出现了大发展。首先，西方人掌管钦天监成了清代的惯例，即便在海禁最严的时候，中国人也承认在天文上是不如西方的，仍然寻找西方人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道光帝时期，才由于中国人已经能够完全胜任，理解西法，从而改由中国人掌管钦天监。[261]
1705373303
1705373304
其次，康熙皇帝对于海外的事务同样有好奇心，愿意去了解世界地理和科技知识。这给了外国人一定的生存空间。
1705373305
1705373306
最后，康熙皇帝对于他们的传教也采取了一定的宽容态度，使得教会的活动慢慢变得公开起来。
1705373307
1705373308
这一个时期是教士们弹冠相庆的时刻，他们以为苦尽甘来，再也不会出现新的波折，中国也终将接纳他们。
1705373309
1705373310
但是，在喜庆时他们忘记了一点：中国皇帝与教会之间始终有一个矛盾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是暂时隐藏了，却不会消失。它就是：到底谁才是最后的权威？
1705373311
1705373312
在中国，只能是皇帝，但是在教会，必然是教皇。
1705373313
1705373314
耶稣会采取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中间人身份隐藏这个矛盾：在向教皇汇报时，故意降低中国皇帝的权威，突出教皇的威仪；但在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他们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员，只有在完成了官员的职责后，才会去做一些传教工作，用对皇帝的顺从，来换取皇帝对传教工作的同意。
1705373315
1705373316
这种方法虽然有效，却无法让教会冲破皇权的束缚。当西方另一些新的教团来到中国时，事情就麻烦了。这些教团是后来进入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
1705373317
1705373318
在西方天主教内部，也有许多个教团存在，这些教团可以与佛教中不同的小派别做类比。这些教团虽然都遵从教皇，却也有改革和保守之分。教团中耶稣会成立最晚，在公元1534年（嘉靖十三年）才由罗耀拉建立，但从成立之初它就是保守派的代表，强调对教皇的无限忠诚，并迅速铺向世界，成了东方传教的急先锋。
1705373319
1705373320
除了耶稣会，成立于公元1209年（嘉定二年）的方济各会是改革性的教派，强调清贫和虔诚。成立于公元1217年（嘉定十年）的多明我会是一个保守性的教条派，对异端最不宽容。这两派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信仰的纯粹性和不妥协性。
1705373321
1705373322
与之相反，保守派的耶稣会反而更强调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两个教团看到了耶稣会在东方的成就，一方面是妒忌的，但另一方面又带着不屑，认为耶稣会对东方的原始信仰妥协太多，是变了味的信仰传播。他们不断地向教皇告状，说耶稣会采取了变通的做法，这是违背了教会的初衷。同时，这两个教团也在慢慢地渗入东方，和当地政权产生了冲突。
1705373323
1705373324
当双方的冲突达到高潮时，教皇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来中国会见康熙皇帝。这个使团把教会与中国皇帝的矛盾彻底揭开了，而这个矛盾已经被耶稣会尽量隐藏了上百年。
1705373325
1705373326
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4月8日，教皇使节铎罗抵达广州，12月，他见到了康熙皇帝。[262]
1705373327
1705373328
铎罗带来的命令是：教皇希望在北京派驻一个教皇的常驻代表，负责督导全国的基督教事务。其中的含义是，从此以后，耶稣会等教团都只能听这个教皇代表的命令，不再听从皇帝的命令，也就是说，教皇通过这个代表控制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
1705373329
[
上一页 ]
[ :1.705373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