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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皇帝竟然答应了下来。原来，皇帝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这个提议。他首先认为，这个代表必须听从皇帝的指令，也就是说，皇帝可以通过这个代表控制全国的基督徒。之前，皇帝还担心中国基督徒太多，又分散在各地，帝国已经无法掌控了，而且这些教徒都不听话。如果教皇让他们必须听从这个代表的，同时皇帝又能控制这个代表的任命，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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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在自说自话，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冲突。第二年皇帝又接见了铎罗，希望将事情明确下来。这一次双方再也没有误解，皇帝知道了教皇的真实想法，于是下令驱逐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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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罗事件将在华传教士的地位彻底改变，从此以后，康熙皇帝虽然仍然宠信这些传教士，却在宠信之外额外增加了一条规定：所有在华传教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皇帝的允许，拿到证书（称为“票”）。这种证书相当于以前朝代皇帝给僧人下发的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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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书出现之前，传教士是不需要资格的，在这之后，传教变成了许可证制，“自由信仰”变成了“计划信仰”，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高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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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始终没有对传教士下手，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雍正帝时期，事情终于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事实上，整个中国都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完成了一次完美转型。政府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当年的开放心态和好奇心，对世界关闭了大门。这是集权模式的通病，在上台时保持了足够的进取和谦恭，一旦掌权并经过几次皇帝的轮替，新皇帝为了维稳，就不再容忍一切超出控制的事务出现。而那些新鲜事物、能够改变社会和经济的事务，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而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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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上台不久的雍正帝立刻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传教士还能在官员的保护下暂避风头，但在集权的清朝，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空间。命令下达后，各地耶稣会的建筑都被查封，有的改做粮仓，有的成了书院、医馆、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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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皇帝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少量想办法留下的，也没有能力再发展信徒，随着他们的凋零，天主教在中国大地上近乎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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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170536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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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欧洲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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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的欧洲人想尽千方百计前来中国时，作为对等方的中国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强的好奇心。在公元1840年之前，去往欧洲的中国人非常稀少。即便有少量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到过欧洲，还大都是和欧洲人有关的。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教会开设的圣家书院的学生，而最早的则是一些传教士的中国助理，这些人也可以看作圣家书院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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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4年（顺治十一年），由于从欧洲派遣传教士成本太高，人员太少，耶稣会决定采取另一个做法：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但是，要想培养合格的人才，意味着中国本土传教士也必须系统地学习教会知识和拉丁文，这必须在一个拉丁语环境中才能做到[263]。这一年，负责中国教区的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决定带澳门青年郑玛诺到罗马学习。郑玛诺就成了中国最早前往西方的天主教徒之一。他在罗马学习了十余年才回国，在北京当教士不久，于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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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期，教会在中国的恩宠达到了高峰，对传教士的需求也更加旺盛。公元1681年，传教士柏应理带了两个青年前往欧洲，他们分别姓黄和沈，目的地是葡萄牙和法国。沈姓青年于公元1693年回国，黄姓青年则选择留在法国，在巴黎图书馆里，至今留着他在公元1716年的借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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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决定向罗马派遣使者。不过他仍然采取了蒙古人的做法，用四个西洋教士充当使者。这个四个人分别是薄贤士、龙安国、卢若瑟、艾若瑟，其中艾若瑟带了一位叫作樊守义的中国人一同前往。他们于公元1719年回到中国，1720年到广州，同年见到了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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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的传教士不同，樊守义留下了一部《身见录》，记载了这次行程，成了中国人去往西欧的重要史料，也是继元代的巴琐玛之后，又一个前往欧洲的中国人[264]。樊守义等人从澳门出发后，经过东南亚直插好望角，绕过好望角之后，他们顺着海流横穿南大西洋，经过巴西的巴伊亚地区，再从中部向东穿越大西洋前往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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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葡萄牙待了4个月，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境内，他们经过科西嘉岛，在托斯卡纳城市里窝那上岸，经过陆路前往罗马。在罗马待了5个月后，他们游览了意大利诸城市，经过的地方有拿波里、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摩德纳、帕尔马、帕维亚、米兰、诺瓦拉、韦尔切利、都灵等地，最后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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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樊守义路线[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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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之后，虽然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衰落，但中国基督徒去往欧洲的旅程却刚刚开始。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欧洲传教士马国贤返欧时，雍正帝由于刚上台不久，还没有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特许他带5个中国少年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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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公元1732年，经过教廷批准，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圣家书院（Collegium Sanctae Familiae）专门培养中国籍教士（兼收土耳其、希腊学生）。到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止，书院共招收中国学生106人。公元1891年（光绪十七年），中国已经被迫打开了国门向海外派遣大使，官派使臣薛福成还在罗马会见了中国书院学长郭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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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学生就成了见证两个世界的最佳证人。不幸的是，他们却很少有文字保留下来。于是，虽然他们见证了历史，却又把历史带入了深深的墓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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