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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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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2、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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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孔昭辰等《中国北方全新世大暖期植物群的古气候波动》、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裘善文等《东北西部沙地古土壤与全新世环境》，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5、1—18、15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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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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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ark Nathan Cohe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over pop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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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Willey G..R.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Mas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ing Inc., 1974, pp.20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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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目前考古学界对于红山文化遗址提出比较明确分期的研究，以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最具代表，他提出红山文化具有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时期，属于早期的遗址多集中在400—700米高程，中、晚期部分聚落在保持原有环境选择取向的同时，另一部分逐渐向低于400米高程地带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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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孔昭辰等：《中国北方全新世大暖期植物群的古气候波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5页；武吉华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赤峰市沙区）8000年来土壤和植被演变初探》，《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版，第5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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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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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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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规律的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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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姚檀栋等：《祁连山敦德冰心记录的全新世气候变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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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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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毗邻地区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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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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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详见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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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据敖汉旗人民政府《敖汉旗地名志》所载，1987年该旗有1859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为1个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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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鸿：《人类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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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三讲 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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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若将国家作为研究空间，疆域变迁则是最根本的问题。疆域一词具有界限以及界限所包纳空间的含义，若将疆域与政治共同思考，则应从属于国家的概念。当代政治学认为国家包括三要素，即领土、人民、主权，疆域与三要素中的领土有着相近的内容，但又有所不同。当代政治涉及的领土为立体形态，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其中领海不仅包含内海，还包含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这样看中国古代的疆域仅属于狭义的领土，由于历史的局限，多数历史时期疆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其包纳的空间又分实在管辖与松散管辖两类。中国古代疆域不仅与当代政治学的理念不一致，而且表现出动态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国务院、外交部同意，确定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境域，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政权。[1]本讲述及的疆域，即以这一空间为基准，探讨其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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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疆域属于一个完整的词汇，但最初“疆”指放置在地上的绳子，“域”则指绳子所包围的空间，因此将疆域用作表述一个政权的境界，包含着疆界与空间两重含义。若就疆域包含的两重内容而论，我们早已意识到一个事实，即中国历史时期长期存在有域无疆或以域代疆状态。当代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疆界，不仅需要双方签署边界文件，而且地面通过划界设有包括经纬度信息的准确界标，并由界标相连成线，构成双方的主权界线。中国历史时期完全不同，对于疆域的确认多数根据边疆地区民众的归属与行政管辖的范围，边界地区若存在地理障碍性明显的山川湖泊，即成为可寻识的地标，若没有这样的地物，边界则无标可寻，具有鲜明的有域无疆特点。入清以来与俄罗斯等国划界之前，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邻政权划定明确疆域走向的事例不多，公元8世纪后期唐蕃清水会盟应属此例[2]。公元11世纪初，宋、辽“澶渊之盟”也形成了类似条文。但所有这样的事例，均发生在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于现今中国疆域之内，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协约，真正意义的国际边界条文在进入清代之前鲜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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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出现有域无疆现象？国家乃至于政权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确定组织的人类集团，国家、政权作为空间有机体，发展中总会遇到自然界限，即山川、沙漠、森林，这些自然地物既是人类集团维持生存的屏障，也是人类集团继续拓展空间的障碍，因此山脉、河流等往往成为国家或政权的边界。若国家继续发展，遇到强大的邻国、部族给予有效的反对，相互之间势均力敌之处自然构成边界。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曾就边界做出这样的诠释：界限是相邻民族扩展的结果。边界既服从于自然物的走向，也是政治从属关系不同的人类集团间力量抗衡的结果。如果仅存在山川、沙漠、森林这些地理性的障碍，只表明这一人类集团活动的范围与扩展能力，只有另一个相邻人类集团出现，才使两个人类集团划定界限成为必要且具有意义。那么，历史时期的中国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另一位西方学者美国人L.S.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的《全球通史》，述及中国历史的内容并不多，但他对于中国文明的阐述却发人深省：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3]斯塔夫里阿诺斯讲的是历史，核心却意在地理。中国西部与中亚联为一体的荒漠以及北部的干旱草原，并不是适宜人类生存或孕育强大人类集团的地带，这一被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为“与世隔绝”的地带环绕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或因地广人稀，或因游牧民族的流动性生活，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实质性划界的需要。疆界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空间直接接触，为了辨明彼此而出现的标识，若不存在相互抗衡的另一方，其结果必然是形成有域无疆的边界特征。与东北、西北相比，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多为定居农业社会，中国与这些国家、政权间的疆域走向反而比较清楚，且留有文献记载。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随着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署，中国结束了有域无疆的历史，疆域变迁进入另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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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最初的起步之处又在什么地方？疆域变迁不仅是开疆拓土那些事儿，也与地理相关，也许其间的关系更重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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