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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敖汉旗考古文化遗址文化层平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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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既是人类的定居场所，也是人们对环境加以选择的结果，因此聚落持续使用期与人类生存方式以及环境都存在关联性，而环境容量则是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思考点。环境容量可以视作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能力，当人口密度与资源环境处于相对平衡，即环境容量没有达到饱和时，人们多以稳定形式定居下来，迁移频率较低；当人口超载，资源难以承受人口压力时，人口迁移与聚落更新会变得频繁起来。迁移既是人类减轻环境压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环境容量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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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隆洼至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逐渐增加，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以采集、渔猎为主的人类生存方式下，聚落更新与位置迁移相对较多；而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以原始农业占主导的生存方式下，迁移活动相对较少；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出现驯养动物，但这是依托农业生产而存在的放养型畜牧业，与定居背景直接相关，这一时期聚落同样表现出稳定性特征。显然，采集、渔猎与农业对于环境、资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与这两种人类活动方式相对应的环境容量也不同。采集、渔猎是建立在动植物资源基础上的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口极为稀少的背景下，聚落仍存在相对频繁的迁移，说明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林缘地带的可采集物与可猎获物并不丰富，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与更新速度都不能满足人类长期持续利用的需要，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就是十分有力的证据。白音长汗遗址从兴隆洼经赵宝沟、红山，一直持续使用到小河沿文化期，遗址中发现了马鹿、斑鹿、狍子以及野猪、野牛、马、野兔等动物骨骼，通过对骨骼的测量及对动物个体、种类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从兴隆洼至红山文化期野生动物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其中马鹿、斑鹿等大型食草动物的变化尤为明显。[27]生态系统中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物源，因此食草动物减少同时昭示着植物资源的减少。面对可觅性食物资源的减少，人类必须定居一定时段后通过迁移重新开辟觅食地。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不同，进入红山文化以后，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有了变化，农业不是自然资源的单纯获取，而是在人类活动支配下的资源再生产过程，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将生产品的数量与更新控制在自己手中，可以在固定的范围内繁衍自己的生命，正因此聚落位置比较稳定。此外，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使用时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表明这一时期人类的农业垦殖以及聚落规模并没有突破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容量，资源能够满足需求，人们不必通过频繁地迁移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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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红山文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与环境容量的关系，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时期人类农业活动的力度，事实上这也是现有研究关注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与环境扰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数量增大，对环境产生的扰动也相应增大。以人口密度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例，敖汉旗境内发现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约2193处（包括与其他文化期相重叠的聚落遗址），大约每3.8平方公里即有一处聚落，这是一个与当代这一地区聚落密度接近的结果。[29]但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并不属于同一个时段，据前文分析，多数聚落文化层的平均厚度为0.5—1.5米，日积月累，这一厚度的形成时间不过数十年。这说明一个聚落使用几十年后可能被放弃，邻近地区则会出现新的聚落。因此可以肯定，今天考古发掘出的聚落，固然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但在某一个时段内聚落密度不仅低于今天，而且聚落所包容的人口以及人口对临近资源的摄取量也低于今天，地旷人稀是当时的环境利用特征，人类农业活动力度在整体上保持低水平发展，并在客观上具有与环境基本协调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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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落文化的更迭与环境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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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地处环境脆弱地带，人类对环境的持续作用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匮乏，进而中断聚落的使用。然而，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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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文化是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我们的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延续5000年时间，敖汉旗所在区域内共有60个兴隆洼文化遗址，其中只有萨力巴乡水泉村一处遗址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这些西辽河流域考古文化期连续使用，其余59处中有10处为兴隆洼一个考古文化期所用，包括兴隆洼在内两个考古文化期使用的30处，三个考古文化期的14处，四个考古文化期的3处，五个考古文化期的2处。聚落的存在依托于稳定的食物供应，当它中断了使用过程，也必然与食物供应相关，而食物供应无论来自于采集、渔猎，还是农业生产，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伴随人类扰动以及全球变化，当环境出现逆转，食物资源得不到满足时，为了保证人类自身的繁衍，终止在这一聚落周围的生产活动，追逐食物资源富集地，选择未经扰动的地方移居建立聚落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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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固然是史前时期人类适应环境退化的方式，但并非都是永久性的，西辽河流域聚落多数处于使用、中断与再建交相存在的状态，即一种文化人群迁离出去，一些年之后另一种文化人群又迁回来，从人地关系考虑，聚落的中断与再建实际就是环境退化转向环境恢复的过程。环境要素中与人类食物资源相关的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体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生态系统的弹性恢复能力。在外界力量没有对生态系统造成致命性破坏情况下，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各类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同，脆弱系统表现出较长的恢复周期。生态学的研究显示，当人类迁出，人类活动施加于环境的压力减轻，生态系统在裸地上自行恢复的周期一般在50年左右。[30]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虽然多数情况没有在同一个聚落选地形成连续的文化序列，却也很少出现文化全然中断的状况。这一现象说明的正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没有超出这一地区环境的临界值，所有影响都在环境限度之内。虽然某一时段由于人类对食物的索取，造成环境退化或资源短缺，但当人类退出后，环境经过自身修复，仍可恢复到良性状态，并再次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聚落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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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聚落文化更迭从两个不同方面证明了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相对平衡，无论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采集、渔猎生存方式还是红山文化以后的农业生产都没有突破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各考古学文化中，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下聚落持续使用时间较短，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时对于周围环境的利用周期长于采集、渔猎时期。这样的变化与人类食物获取途径分别为利用性经济与生产型经济相关，由于两类途径对自然环境的依存程度有差异，直接导致人类以聚落为依托作用于环境的时间尺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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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是人地关系的产物，无论人类活动方式还是环境变化都会影响聚落选址、聚落规模甚至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人地关系为聚落发展的控制性因子，地理环境为自变量，人类活动为因变量，因此聚落环境选择首先体现的是环境特征，其次是人类需求。在人地关系背景下，由聚落引申出诸多环境思考，其中聚落位置对环境的标识作用可以视作思考的起点。聚落位置对环境的标识作用通过人类生存方式获得，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决定了西辽河流域人类的定居生活开始于林缘地带，受这一地区环境条件制约，林缘地带多分布在400—700米高程的坡地。人类从林缘地带这一聚落初始位置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类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的比重，聚落也不再局限于林缘地带，开始以草地为主扩展分布范围，这样的扩展虽然在各考古文化间有区别，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坐落在山顶的聚落明显增加，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人类以聚落为核心的定居并非连续不断的，无论环境还是人类活动方式变化都会导致聚落迁移，表面上聚落迁移在追逐食物资源，实际受环境容量制约。环境容量可以视作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能力，从采集、渔猎到农业，各类生存方式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依次降低，环境容量反而提高，从兴隆洼至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逐渐延长就是这一人地关系互动影响的结果。本讲在完成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相关问题的探讨后，需要强调的是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整体上不存在人地关系不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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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是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遍布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化如同繁星，固然西辽河流域的文明仅是其中的一个角落，但各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抗衡、交流有着相似的历程，因此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条河的故事，而是人与环境共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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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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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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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国祥：《兴隆洼文化聚落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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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雪莲等：《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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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δ15 N 为氮15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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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小庆：《兴隆洼与赵宝沟遗址出土细石叶的微痕研究——兼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生业形态》，《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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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昭辰、杜乃秋：《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198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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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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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尤玉柱：《史前考古埋藏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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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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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ane McIntosh, How We Know What We Know about the Past, New York: The Paul Press Ltd., 1986, p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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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