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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词词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汇自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故梁启超《少年中国》称：“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绵长久远，但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仅数百年，以数百年之短比万年之长，真可谓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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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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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中国历代疆域变化及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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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观念中的地理仅限于山在哪儿、水在哪儿、路在哪儿、矿在哪儿。事实上地理对于历史与今天而言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立足于大地上，无论个体还是人类集团——国家、政权，均未离开过地理，包含空间与界限的疆域更是如此。疆域是两个政权或部族空间互相碰撞的结果，若世界上只有一个政权或一个部族就不会出现疆域，而两个人类政治集团相互碰撞且稳定在某一地带，并非无因无由，地理——这一来自于自然的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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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文化的空间组合与地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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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族不断壮大并继续扩展空间时，往往会因两种障碍而驻足，即难以逾越的山川湖泊、沙漠荒原等自然物以及相互抗衡的其他部族。大的山川湖泊往往会成为多个部族驻足之处，而在环境差异不明显且没有地物成为屏障的地域，部族间在力量抗衡中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成为赢家的一方会因此而扩大境域，并形成势力范围。疆域是与政治、国家、政权相关的理念，中国国家的起源在三代，三代之前属于史前时期，这一时期虽不存在疆域，却构建了后世国家的基础。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史前文明与后世国家存在密切联系。史前文明呈漫天群星之势分布于各地，国家却诞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能够遵循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模式最终走向古代国家的并不是所有文化类型。从考古学角度去审度，遍布各地的史前文化类型没有高下之分，为什么只有一些文化类型实现了与后世历史的接轨，成为文明的薪火传人，而更多的文化类型戛然终止在灿烂的史前时期？解读这些问题，是探讨国家乃至于疆域地理基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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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针对黄河流域摇篮说，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多元多中心”说，与这一学说相伴的是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考古文化是构成考古文化区系的基础，考古学用考古文化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这一表述若从另一角度理解，可以视作凝聚在共同的社会力量之下、彼此之间具有联系的文化人群，在共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而考古器物、墓葬形式等只是后世识别文化人群共性的标识。审度考古文化包含的内涵，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地理环境。能够将一个地域的人群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除共同的社会体系之外，相对完整且自然环境相似的地理单元十分重要：完整的地理单元是保障人们无障碍交流且构成文化统一体的前提，相似的自然环境则是人们从事同一文化创造的根本，地理环境不仅是人们立足之本，也是构成文化区系的基础。苏秉琦划分的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六大区系虽为考古文化区，却没有离开地理基础，或以基本完整的地理单元为依托，或发展于相似的地理环境下，或依凭交通纽带而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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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中，中原区有着特殊的地位，突出表现在文化交往上，除巴蜀、岭南没有直接证据外，中原区与其他几个考古文化区均保持频繁的文化往来，而这样的向心性特征是其他文化区系没有的。中原区与其他文化区系的交流，或作为文化扩散中心将文化传布到各地，或将其他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融合过程又表现为文化传入与文化覆盖两种形式，如红山文化南下进入燕山以南属于前者，龙山文化西扩对仰韶文化的替代则属于后者。中原区与其他考古文化区系的关系将这一地区推向了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六大区系之中只有中原区拥有这样的地位？地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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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拥有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取决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全文明的地理环境。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阐述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区从部落迈向国家的进程，十分强调北方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带具有实现社会组织一统性与文化一统性的基础，其中平坦的地势利于文化交流并形成超出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旱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与生产对策；邻近游牧民族的地理区位会因战争联合为整体，并涌现出具有领导性的权威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求下形成高级的政治集团；共同的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政治集团领袖的祖先视作共同祖先，进而形成宗教意识。[9]若将童恩正论证的五个方面稍加分析，均可归入地理环境这一根本理念之中。凭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人们实现了社会组织与文化意识一统的基础，并从部落迈向国家。创造文明离不开地理环境，保全文明同样要借助地理环境。竺可桢曾就气候与文明的关系指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基本都起源于干旱的大河流域，如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周、秦、汉、唐，正是干旱大河流域周边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干旱环境，成功地阻隔了其他民族的入侵并保全了文明。与竺可桢观点相似的是《全球通史》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前面已有提及，他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文明的一个原因在于地理——中国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无论竺可桢还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他们指陈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持续久远的伟大文明与地理环境相关，而这一地理环境就是干旱的大河流域。无疑，六大文化区系中，只有中原区拥有干旱大河流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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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具备史前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具有促成部落联盟形成的地理基础，正因此，史前时期同时存在六个考古文化区系，但最终影响四方且从部落发展为国家的只有这里。疆域不是从来就有的理念，讨论史前时期考古文化区系之间的关系，目的不在疆域本身，而在疆域起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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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走向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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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没有停止在部族联合阶段，新的较量、新的联合促成了国家的诞生。夏、商、周三代中国进入国家阶段，这一时期国家的空间形态具有城邦国家的某些特点。以城为邦是城邦国家的领土形式，作为国家整体而言，夏、商、周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属于城邦国家，但由于地广人稀，无论方国还是诸侯，基本境土的中心都是城邑，远离城邑的地方或人口稀少，或仍属蛮荒，国家为众多城邦的联合体。这样的时代，虽然整个国家的疆域并不清晰，但通过政治、军事措施营建核心地带并通过核心地带扩展掌控空间的意图却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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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纪》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顾颉刚提出疑古说，认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式造成的，这样看来三皇五帝的系统未必是真。但三代前的历史却不会空缺，司马迁述及这一时代的疆域空间包含了几个不同的概念，如黄帝时代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禹治水之后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这些均是非常具体的地方，用东南西北的地理方位标定了基本空间；另一类则如“日月所照，风雨所至”“四海之内”这些大而化之的概念。若对这些概念标定的地域认真探讨，前者涉及的范围更像汉代的版图，后者囊括的空间更广，《尔雅·释地篇》释四海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一空间包括中原政权的核心区以及四周为中原人直接领属或有过往来的所有区域。显然，文献中涉及三代以前疆域的记载与三代前的古史系统一样，并不具备完全的真实性。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量物证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也将疆域、境土进一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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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代进入国家阶段，夏人以及从属于它的方国、部族就开始了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部族联合以及空间扩展。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等著作均述及三代时期的疆域与族群起源地，但观点并不一致，《中国疆域沿革史》在杨向奎观点基础上提出夏人早期的政治中心在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之处，晚期西迁至伊、洛河流域以及山西南部；《中国疆域沿革略》认为夏人起自西方，后渐东迁，其疆域范围为郑州之西，华山之东，长治之南，伊水流域之北，即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带。两个观点的不同在于对族群起源地的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考古学已经有了大量成果，针对夏文化，考古学界提出王湾三期文化经由新砦期过渡到二里头文化的观点。其中王湾三期文化属于夏代早期，为公元前2132—前2030年。这一文化可分为王湾与煤山两个地方类型，王湾类型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东起郑州，西至渑池，南至栾川，北抵济源；煤山类型主要分布在嵩山以南的颍河、汝河流域。新砦期遗存时代介于王湾三期与二里头之间，且得名于河南新密市。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偃师市，其文化层包括夏代晚期与早商时期不同时代的埋藏。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很广，中心位于河南洛阳、郑州和山西西南部的运城、临汾一带，并向西伸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南至鄂、豫交界地带，东至开封一带，北抵沁河。在这一范围之内又可分为二里头、东下冯（山西夏县）、牛角岗（河南杞县）、杨庄（河南驻马店）、下王岗（河南淅川）五个类型，五个类型中二里头类型属于核心文化，其他类型均具有派生特点。考古学成果将夏代早中晚期的核心区均落实在嵩山南北地区，这一地区与《中国疆域沿革史》的观点更为接近；考古学界提出的嵩山南北地区为夏之核心，也与《史记》所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大体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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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界在确定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同时，也探讨了二里头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关系，并指出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要素，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周边文化要素的遗物。总的来看，双向交流中，二里头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占主要地位，而其他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较小；若就时间而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对其他文化有较大影响，第四期则主要接受下七垣、岳石等文化影响。[10]在文化输出与吸收中，二里头文化对于东方的岳石文化主要为吸收、接纳；对于江淮、江汉、巴蜀、晋中盆地、甘青以及北方草原地区以文化输出为主；而与位于江南的马桥文化之间则吸收与输出是对等的。[11]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形成的文化辐射区并不能算作疆域，仅能视作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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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起源于东方，《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中国疆域沿革略》均认为商人先祖来自渤海湾附近。商人本是与夏人并立的部族，以后不断南迁，并在南迁中进入中原，灭掉了夏人建立的国家。历史学界这一观点在考古学中获得充分印证。考古学将商代文化划分为几个时期，即先商以及商代早、中、晚期，其中先商时期指成汤之前商人各代先祖所在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为下七垣文化。考古学认为下七垣文化核心位于涞水至河南杞县之间，商人先祖早期活动在河北保定以北，与历史学界提出的渤海湾附近极为接近。此后，商人活动范围不断南迁。《尚书》序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据王国维《说亳》考证，汤所居亳位于今山东曹县，汤之后，商人经过屡次迁都，最后定都今河南安阳。商人的空间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被考古学界定为早商的时代，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始建且开始使用时期，这一时期商人从经营“有夏之居”开始，并以偃师至郑州一线为核心扩展到晋南，此后随着商人势力加强，逐渐向西扩展到陕西耀县、铜川一线；向东囊括整个豫东地区，不仅取代了原有的岳石文化，甚至泰沂山脉以北的济南大辛庄一带都是商族的势力范围；东南江淮地区，商人势力已达到巢湖以东的大城墩一带；南部形成以湖北黄陂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向北商人重返太行山东部一带，不仅覆盖了先商时期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区，甚至远抵太行山以北的壶流河流域。中商至晚商时期，虽然商人西、南活动区域有所缩小，但仍然南达淮河一线，西至关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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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禹贡》五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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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活动范围在扩大过程中也因远近之别而管理方式渐有差异，《尚书·酒诰》载：“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同载于《尚书》的《禹贡》篇以更清楚的文字记述了五服以及九州制度。文献所载五服制度与考古成果相辅相成地印证了疆域从核心区到边缘地的渐进过程。《禹贡》成书于战国初期[12]，年代虽然在三代之后，但五服的空间理念应在三代已形成思想基础，故《周礼·职方》《吕氏春秋》《尔雅》中均述及了同样的概念。若对五服、九州包含的空间理念认真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并非处于同一个空间系统之内，也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九州反映了王权之下对于天下空间划分的理念，每个州不仅依山川形便享有具体的空间，而且与中央保持着固定的朝贡关系，这应是西周分封制出现后产生的理念；而五服则不同，它的空间分割仅是依凭距离形成的圈层，甸、侯、绥、要、荒这些以五百里为半径形成的圈层，更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概念性空间。概念性空间的出现是领属关系松散的反映，这样的时代应在夏、商两代。与我的这一看法类似，葛剑雄指出“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13]（图3-3）。夏、商时期处于国家制度实行初期，无论夏人还是商人，新扩展的空间不仅远离核心区，属于国家境土的新增长点，且这里的人口还属于“外人”，对于这样的区域的管理自然不能与自己本部的核心区等同，五服制度不仅表现了由核心向边缘渐行渐远的关系，也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唐晓峰《殷商“外服”农业发展在国家领土扩张上的意义》一文指出，商代不仅存在内、外服两套职官，而且核心区与周围区域也存在相当内、外服职能的两层空间；外服被辟为农田，也是诸侯征战之地，外服的出现既是商人超越部族界限扩展领土的结果，也是当地族群逐渐接受商人统治的新型国家地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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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直接掌控区外，分布着众多属其他文化类型的部族，他们与商人存在各种关联。东方是商人不断发展的区域，此外长江下游一带湖熟文化人群，长江中游鄂东南以及湖南湘江、资江下游地区和澧水、沅江中下游与江西鄱阳湖、赣江中下游等地的考古文化，四川三星堆文化，陕西关中、山西南部以及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朱开沟文化与东部、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影响。[15]甲骨文中称为鬼方、人方、土方、盂方、井方、羊方、羌的方国或部族就应在这些考古文化所代表的区域之中。商人与这些方国、部族交往，一步步将中原人的视野跨出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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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起于西方，兴起之后，不断向东方发展。相传周人先祖后稷生于邰，历史学界对于邰的位置有两种观点，一为陕西武功县，另一为山西闻喜县[16]，但均未得到考古学证实。此后公刘至豳，古公亶父居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豳即今陕西邠县，岐山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丰、镐位于陕西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这一时期周人的基本活动区域均在泾、渭水流域，并形成自西向东的迁移路径。周武王克商后境土进一步东扩，并通过分封制逐层控制疆域空间。西周时期经历两次分封，周武王封同姓宗室周公旦于鲁（河南鲁山）、召公奭于燕（河南郾城），异姓功臣太公望于吕（河南南阳），并封同姓贵族叔鲜于管（河南郑县）、叔度于蔡（河南上蔡）、叔处于霍（山西霍县），号称“三监”以监视殷商遗民，这一分封范围集中在豫中、晋南。成王时期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东征成功后，于洛邑营建成周的同时实行第二次分封，这次分封首先更移旧封之地，更封周公之子伯禽于曲阜、太公之子于营丘（山东临淄），召公于燕（河北蓟县），并新封康叔于卫（河南淇县）、微子启于宋（河南商丘）、唐叔于晋（山西）等71国[17]，其后又陆续分封至数百国，其控制范围北至辽宁喀左旗、朝阳一带，西抵渭河上游陇东一带，东至于海，南到长江中下游。西周时期宗周、成周是周人的核心，初封之时也在这一带形成姬姓集团的主要控制区，成王时期周公东征获得成功，将周人控制区大幅度向东扩展，伴随这次空间扩展，周宗室的封地以更封的形式同步东移，并在周天子王畿之外形成次一级的政治圈层，至于西周中期南征与荆楚等地建立的关系，则更为松散且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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