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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进入了东周阶段，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伴随春秋五霸迭起，战国诸侯争雄，以一地为核心形成的圈层空间结构逐渐淡化，在人口增殖的背景下，原本存在于列国之间的旷土逐渐联为一体，为城邦国家走向领土国家奠定了基础。在土地空间联为一体的同时，以华夏文化为基础的诸侯领地也不断向四方扩展。春秋时期以五霸为首的“尊王攘夷”不断促成周边戎狄蛮夷的同化，而五霸中，齐、晋、秦、楚以及吴或与戎狄、蛮夷相邻，或自身即被中原诸侯视作蛮夷，因此无论是在他们主持下的“尊王攘夷”军事行动，还是自身文化趋向于中原，都扩展了华夏文化的空间，此时不仅有齐桓公北征山戎、存邢救卫，吴王夫差北上赴“黄池之会”这样的事例，而且西周时期楚国自称蛮夷，至春秋后期则以华夏自居。进入战国，齐、楚、秦、燕、赵、魏、韩七雄纷纷开疆拓土，其中楚、秦、燕、赵疆土的拓展最为突出：楚人跨过洞庭湖，进入湘、资、沅、澧流域，在控制了鄂西、湘西等地同时又伸入广西、贵州乃至于云南；秦人则将自己的力量延伸至泾水、渭水上游，并跨过秦巴山地辟地巴蜀，进而将境土推向西南；北边燕人北击东胡，却地千里，境土扩展至辽东、辽西一带；赵人自武灵王“胡服骑射”，北击东胡、楼烦，北境拓土至阴山一线。至战国末年诸雄已将境土东北拓展至朝鲜半岛北部，北面抵达阴山一线，西面至洮河流域，南至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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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探讨疆域变迁，是以后人的眼光去看前人的成就，当历史早已过去，前人走过的路径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或许当事者未必经过谋划，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透露出古人行为的目的与最终取得的结果。夏人为中原土著，商人来自东方渤海湾沿岸地带，周人源于西部黄土高原，他们共同趋向于黄河中下游所在的中原地区，这一趋向虽源于史前时期，但真正以一个部族为核心控制这一区域是从三代开始的。三代时期不仅将黄河中下游地区营造为“中原”，而且完成了黄河中下游与江淮地区的政治、文化一体化，其中包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崇尚，这既是“华夏”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原政权或“中国”的象征。三代时期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确立的文化属性虽不属于疆域，却为领土国家的疆域奠定了精神认同的标准，至战国末期虽然政治上列国分立，但华夏文化所及之地，已跨过淮河到达长江流域，实现了江河两大流域文化的认同，并为政治统一营造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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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农耕区为核心的疆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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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地理学依据综合自然条件将中国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区，三大自然区中只有东部季风区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黄河、长江不仅是中国的两条大河，更重要的在于其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农耕区，从江河两大流域联为一体起，农耕区就成为中国疆域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点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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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扩张的动力是多元的，人口增殖、资源获取以及政治、军事需求等。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以郡县制为主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疆域不断突破农耕区界限，伸向草原，伸向大漠……清以前推动疆域扩展的动力并非来自于人口，政治、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些构成盛大王朝版图的辽远边地，一方面来自中原王朝服从于政治、军事目标的开疆拓土，另一方面则来自非农业民族的内附以及他们建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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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样的管理体制将整个国家从国都到边地都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边地通过边郡的设置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此时三十六郡所在范围北抵长城，南止于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西部限于陇右一带。此后北征匈奴，且“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18]，从三十六郡增至四十八郡，新增十二郡除内地旧郡析分外，边地闽中郡与岭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设置，北边郡数虽然没有变化，但九原、北地、上郡等边郡的辖境却向西延伸，一直抵达黄河之滨。秦从三十六郡至四十八郡，境土虽在扩展，但疆域的地理边界却没有本质变化，仍守在东部季风区所在的农耕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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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始于西汉。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周边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境土相接，互有伸缩。秦亡汉兴，西汉初期南北边地疆域均出现内缩，今浙江、福建境内的东瓯、闽越，入汉后虽封王，但不为朝廷直接所属，岭南赵佗居南海、象郡、桂林自立为南越王，北边匈奴人南下，占去了河套以及秦代开垦的“河南地”。汉武帝时国力大盛，北逐匈奴，收复秦“河南地”，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东征辽东、朝鲜，于东北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辽东四郡；南征南越，平东瓯、闽越；西南重整五尺道、零关道通西南夷；西北通“丝绸之路”，并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汉昭帝时又设置了金城郡，管理甘肃、青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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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郡所在位置标定了边疆的基本走向，若就地理含义对边郡位置加以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极限，汉代东边、南边的边郡全部边海，边海意味着达到了陆地的极限；西边越嶲、沈黎、汶山、金城等郡边临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高寒环境是农耕民族难以逾越的环境极限。具有地理极限意义的边地，凭借自然形势构成天然屏障，设置在这里的边郡一般比较稳定，即使出现分合之变，也不会持续很久。另一类边郡或贴近农耕区的边缘，或设置在非农耕区内的宜农地带，如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五原、云中、朔方、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均贴近农耕区边缘，而河西四郡乃至于西域都护府则设置在非农耕区中的宜农地带。中国西北气候干旱，仅凭降雨无法发展农业，唯河西四郡可依托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绿洲；与河西四郡相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以及西域诸国均建立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绿洲成为非农区域内的宜农地带。回顾历史，这类边郡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农牧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与武力争雄往往发生在这里，在政治、军事力量的推动下，既是离合最多的地带，也是历代王朝竭尽全力控制的区域（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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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汉武帝时期新置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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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郡地区 新置郡、县 河西走廊 武威（甘肃武威）、张掖（甘肃张掖）、酒泉（甘肃酒泉）、敦煌（甘肃敦煌） 辽东地区 乐浪（朝鲜平壤南）、临屯（朝鲜江陵）、真番（朝鲜平壤南）、玄菟（朝鲜咸兴） 东瓯、闽越 冶（福建福州）、回浦县（浙江临海一带）属会稽郡 南越 南海（广州）、郁林（广西贵县）、苍梧（广西梧州）、合浦（广东海康）、交趾（越南河内）、九真（越南清化）、日南（越南广平）、象 西南 犍为（初治贵州遵义，后徙四川宜宾）、越嶲（四川西昌）、沈黎（四川雅安）、汶山（四川茂县）、武都（甘肃成县）、益州（云南建宁） 海南 珠崖（海南琼山）、儋耳（海南儋县） 距离汉武帝开疆拓土没多久，西北边地即出现内缩。西汉末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势也越来越弱，王莽执政虽然也力图解决诸如土地问题、流民问题等动摇国基的大事，但他采取的措施不但没有缓和国内危机，反而激化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部族的矛盾，导致周边各民族纷纷内进。王莽之后经赤眉、更始至东汉立国，政权不断更迭，数十年内忙于内战，无暇外顾，加之东汉移都洛阳，远离边关，边境缓急对于朝廷的安危不似前朝那样紧迫，于是周边民族屡屡南下。直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为南北单于，南单于率领属部向东汉王朝称臣款塞，居五原“愿永为藩篱，捍御北虏”，边境才有了一段太平日子。南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其别部分别移居北地、定襄、雁门、代郡。最初南匈奴确实起到了捍边的作用，但东汉王朝应对周边民族的侵扰，除了依靠南匈奴外，并没有什么得力的措施，因而边境的太平也没有维持多久，不仅边郡累遭侵扰，甚至曾为前朝国都所在地的三辅也“比遭寇乱”[19]。于是汉安帝不得不于永初五年“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20]。四郡本位于陇右、陕北，正当游牧民族南下之要冲，四郡向关中靠拢不仅仅是治所的转移，附属郡县的农耕人口也相随南下。东汉一代边郡的内迁并没有就此停止，迫于无奈，建安二十年（215）再次“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21]，新兴郡治今山西忻县。可以想见迁移后的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以及新兴郡的位置就是当时东汉王朝能够控制的最北端，四郡以北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四郡以南暂为农耕区（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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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东汉时期边郡内迁以及农牧交错带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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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年间西北疆域内缩，西南地区却有了进一步发展。公元69年居于益州郡西部今云南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夷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建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东北）。今四川、云南西部越嶲郡的邛都夷大羊诸部，蜀郡西部都尉的笮都夷白狼、槃木、唐菆诸部，也相继归附东汉王朝。东汉政府另增设蜀郡属国、犍为属国以统治新归附的各部族。东汉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领土，“东乐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门，西南永昌，四履之盛，几于前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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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吴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各自为政，形成多个政治中心，疆域变化的特点也不一致，史念海曾将这一时期的疆域变化贴切地表述为“北边蹙土，南边扩地”。三国时期吴、蜀两个政权分处长江流域，它们的存在强化了东南、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政治控制，吴人征山越、蜀人平南中，将这些地方原本松散的管理变得更具实质化；曹魏政权居于北方，因平乌桓而幸保辽东，但西北边郡再未恢复。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建立者虽然以非汉民族为主，但他们几乎全部放弃了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选取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农耕区，表现出明显的自外向内、自周边向中原的空间移动趋向。因此讨论这些政权，若就建立在农耕区的政权控制范围而言，在匈奴、鲜卑、氐、羯、羌人南下中表现为内缩；但抛开民族属性，西北边地通过非农业民族的驻地而延伸。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最多的地域在黄土高原，而河西走廊以及与之毗邻的青海湟水谷地牢牢地控制在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这些政权手中，燕山以北以及辽东一带则在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的控制下，保持着基本疆域走向。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从草原逐步移至中原，北边草原地带柔然取代了鲜卑人，北魏修筑长城的同时沿边自东而西设置了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六镇，北方大部分地带疆域变化不大，唯从河西走廊到西域一线有了长足的发展；南朝政权继承了吴、蜀经营的南土，但至陈时西南已不在其控制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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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以王朝为期形成不同阶段，伴随各个王朝的兴衰，边地也呈现反复的扩大与缩小；隋唐时期统一帝国再现，南北重新归属在一个政权之下，但边地仍然上演着与以往历史时期相似的剧目，不同的是中原帝王改换了姓氏，周边旧的民族消失、新的民族崛起。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回纥、吐蕃等取代了魏晋北朝时期的“五胡”民族，这些民族驰骋在北方草原上，在与中原政权的较量中或南或北，或东或西，南下时占取了大量农耕区的土地，内附时又将大片草原带给中原政权。表3-2列举的就是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以疆域为主题的大事件。这些事件中，北边的离合仍占主体，西南也屡经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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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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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北边疆域变化最大，后晋时期失去“燕云十六州”，中原政权北边以白沟——雁门关一线与辽王朝为界。北宋时期北边仍维持这一界限，西边与西夏政权大体沿横山——六盘山一线形成边界。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两个政权基本以秦岭——淮河为界。两宋时期中原政权北边、西边境土大为蹙缩，但非汉民族建立的辽、金乃至于云南大理国却将疆域大幅度扩展，尤其辽、金两个政权的建立者契丹人与女真人，凭借马背生活的优势，向西步入中亚草原，向北走向外兴安岭。蒙元时期疆域再度扩展，元朝统一后的疆域北边越过蒙古、贝加尔湖进入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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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明王朝建立，蒙古人北归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阴山南麓至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年间始于北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筑长城，并在沿边地带设置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明初且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设置辽东都司（辽阳），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事务。明朝北部边地在与蒙古人的较量中基本守在农牧交错带的边缘，但在其他几个方向仍保持了优势：明初在西藏设有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青海、川西设朵甘都指挥使司，在拉达克地区（克什米尔）设俄力斯军民元帅府。西北长城外，明前期曾于亦力把里（伊犁）至嘉峪关一带设有哈密卫，采取羁縻统治。洪武年间继承元代西南境土，并设置了六个宣慰司，其辖境伸入今泰国、缅甸、老挝境内，16世纪下半叶西部内缩至迈立开江、萨尔温江一线，南面所剩景栋后入缅甸，明后期车里宣慰司南界与今同，且拥有老挝北部孟乌（今孟乌怒）、乌得（今孟乌再）等小部分地区。[24]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均不注重海洋的经营，明代却留下了显著的业绩，不仅继元代之后继续在澎湖列岛设置巡检司，而且通过郑和下西洋声扬海外，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或为大陆渔民出没的地方，或构成了海疆的界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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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历代疆域变迁，各类政治、军事事件交融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留给后世深刻记忆，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抗衡，为什么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带？也很少有人想到，决定、制约疆域伸缩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之外，还存在地理基础。回顾边地所有政治、军事事件发生地，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降雨量制约着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求雨量的底线，这条界线以东以南地区凭借丰沛的雨量成为农业长期稳定的生产地；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旱，这片深处欧亚大陆腹心的土地，仅在小片绿洲地带可获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大的高原山地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成为畜牧业的基地。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耕作于土地上的农民面对驰骋在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备优势的定居生活却成为守疆固土的法宝，即使在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也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而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这条自然界线不为人所见，却以潜在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军事行动。受这一自然力量支配，无论农业民族还是非农业民族，人们的行为空间如同摆钟的钟摆一样，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值作规律性的往返摆动，向左或向右，当动力消失，最后停下来的位置是左右之间的中线——那条横亘在大地上的农牧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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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前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中原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且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了联系。针对西北边疆危机，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必须说明的一个事实是，所有清王朝以前的历史，对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地区都没有持续而稳定的获取，王朝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必须承认，中国人几乎很少意识到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又是一位西方学者——法国人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26]格鲁塞提及班超时代，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在将疆土扩展的目标伸向草原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的，不是汉武、唐宗，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位帝王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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