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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东汉时期边郡内迁以及农牧交错带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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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年间西北疆域内缩，西南地区却有了进一步发展。公元69年居于益州郡西部今云南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夷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建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东北）。今四川、云南西部越嶲郡的邛都夷大羊诸部，蜀郡西部都尉的笮都夷白狼、槃木、唐菆诸部，也相继归附东汉王朝。东汉政府另增设蜀郡属国、犍为属国以统治新归附的各部族。东汉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领土，“东乐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门，西南永昌，四履之盛，几于前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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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吴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各自为政，形成多个政治中心，疆域变化的特点也不一致，史念海曾将这一时期的疆域变化贴切地表述为“北边蹙土，南边扩地”。三国时期吴、蜀两个政权分处长江流域，它们的存在强化了东南、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政治控制，吴人征山越、蜀人平南中，将这些地方原本松散的管理变得更具实质化；曹魏政权居于北方，因平乌桓而幸保辽东，但西北边郡再未恢复。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建立者虽然以非汉民族为主，但他们几乎全部放弃了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选取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农耕区，表现出明显的自外向内、自周边向中原的空间移动趋向。因此讨论这些政权，若就建立在农耕区的政权控制范围而言，在匈奴、鲜卑、氐、羯、羌人南下中表现为内缩；但抛开民族属性，西北边地通过非农业民族的驻地而延伸。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最多的地域在黄土高原，而河西走廊以及与之毗邻的青海湟水谷地牢牢地控制在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这些政权手中，燕山以北以及辽东一带则在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的控制下，保持着基本疆域走向。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从草原逐步移至中原，北边草原地带柔然取代了鲜卑人，北魏修筑长城的同时沿边自东而西设置了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六镇，北方大部分地带疆域变化不大，唯从河西走廊到西域一线有了长足的发展；南朝政权继承了吴、蜀经营的南土，但至陈时西南已不在其控制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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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以王朝为期形成不同阶段，伴随各个王朝的兴衰，边地也呈现反复的扩大与缩小；隋唐时期统一帝国再现，南北重新归属在一个政权之下，但边地仍然上演着与以往历史时期相似的剧目，不同的是中原帝王改换了姓氏，周边旧的民族消失、新的民族崛起。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回纥、吐蕃等取代了魏晋北朝时期的“五胡”民族，这些民族驰骋在北方草原上，在与中原政权的较量中或南或北，或东或西，南下时占取了大量农耕区的土地，内附时又将大片草原带给中原政权。表3-2列举的就是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以疆域为主题的大事件。这些事件中，北边的离合仍占主体，西南也屡经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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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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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北边疆域变化最大，后晋时期失去“燕云十六州”，中原政权北边以白沟——雁门关一线与辽王朝为界。北宋时期北边仍维持这一界限，西边与西夏政权大体沿横山——六盘山一线形成边界。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两个政权基本以秦岭——淮河为界。两宋时期中原政权北边、西边境土大为蹙缩，但非汉民族建立的辽、金乃至于云南大理国却将疆域大幅度扩展，尤其辽、金两个政权的建立者契丹人与女真人，凭借马背生活的优势，向西步入中亚草原，向北走向外兴安岭。蒙元时期疆域再度扩展，元朝统一后的疆域北边越过蒙古、贝加尔湖进入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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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明王朝建立，蒙古人北归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阴山南麓至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年间始于北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筑长城，并在沿边地带设置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明初且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设置辽东都司（辽阳），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事务。明朝北部边地在与蒙古人的较量中基本守在农牧交错带的边缘，但在其他几个方向仍保持了优势：明初在西藏设有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青海、川西设朵甘都指挥使司，在拉达克地区（克什米尔）设俄力斯军民元帅府。西北长城外，明前期曾于亦力把里（伊犁）至嘉峪关一带设有哈密卫，采取羁縻统治。洪武年间继承元代西南境土，并设置了六个宣慰司，其辖境伸入今泰国、缅甸、老挝境内，16世纪下半叶西部内缩至迈立开江、萨尔温江一线，南面所剩景栋后入缅甸，明后期车里宣慰司南界与今同，且拥有老挝北部孟乌（今孟乌怒）、乌得（今孟乌再）等小部分地区。[24]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均不注重海洋的经营，明代却留下了显著的业绩，不仅继元代之后继续在澎湖列岛设置巡检司，而且通过郑和下西洋声扬海外，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或为大陆渔民出没的地方，或构成了海疆的界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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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历代疆域变迁，各类政治、军事事件交融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留给后世深刻记忆，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抗衡，为什么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带？也很少有人想到，决定、制约疆域伸缩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之外，还存在地理基础。回顾边地所有政治、军事事件发生地，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降雨量制约着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求雨量的底线，这条界线以东以南地区凭借丰沛的雨量成为农业长期稳定的生产地；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旱，这片深处欧亚大陆腹心的土地，仅在小片绿洲地带可获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大的高原山地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成为畜牧业的基地。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耕作于土地上的农民面对驰骋在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备优势的定居生活却成为守疆固土的法宝，即使在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也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而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这条自然界线不为人所见，却以潜在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军事行动。受这一自然力量支配，无论农业民族还是非农业民族，人们的行为空间如同摆钟的钟摆一样，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值作规律性的往返摆动，向左或向右，当动力消失，最后停下来的位置是左右之间的中线——那条横亘在大地上的农牧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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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前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中原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且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了联系。针对西北边疆危机，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必须说明的一个事实是，所有清王朝以前的历史，对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地区都没有持续而稳定的获取，王朝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必须承认，中国人几乎很少意识到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又是一位西方学者——法国人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26]格鲁塞提及班超时代，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在将疆土扩展的目标伸向草原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的，不是汉武、唐宗，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位帝王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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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年降雨400毫米等值线与秦西北边郡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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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域具有同样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继元、明两代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事务，继续保持对西藏的统属。台湾正式纳入中原政权行政区是在康熙朝，1683年清军澎湖海战击败郑氏水师，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初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设立台湾省。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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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疆域均处在有域无疆状态，数千年之内疆土屡有伸缩，也经历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凝聚为一体，到国家掌控范围自黄河流域伸向长江流域，首先完成了农耕区核心地区的政治、文化认同与境土弥合；此后以此为核心将境土向周边扩展，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区在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担着起点与终点的双重角色；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以及青藏高原于大清版图之内。回顾历史，固然左右中国疆域变迁的动力取决于政治、军事，但若从宏观角度观察，其中依循的却是由地理因素控制的环境。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了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同，中原政权缘起于农耕民族，因此首先弥合与延伸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会将疆土拓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疆土扩展中，每逾越一类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地带。正因此，唐代人提及西域，留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而清代乃至于民国时期人们仍然将清初所设十八省称为“本部”，“本部”更多强调的是农业生产环境的共同性；而在十八省之后设置的各省均在农业生产尚未成为主流的地方，新疆远在西域，台湾属于海岛，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也处于尚未进行农业开发的寒荒之地，至于西藏、青海以及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地更属于非农业生产地区。从《诗经》时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数千年之内多民族的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与头顶上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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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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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清代晚期的疆界条约与疆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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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将西方人的视野与步履引向世界的各个角落，18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业革命则为西方国家带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实力与对全世界资源的渴求，新大陆的占有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利益推动着他们以不寻常的方式叩响了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国门。准确地说，除去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大清帝国的帝王还是国民，面对世界的变化，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随着1840年广州虎门的几声炮响，天还是那片天，脚下的土地却发生了变化，当各类边界条约摆在谈判桌上，中国边疆面临的是割裂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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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晚期正是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远东发展的时候，随着俄国人的步步东进，大清帝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原本分处于欧亚两洲的国家最终相遇了，以“天朝上国”自诩的清帝国第一次面临必须通过签订边界条约保障权益的问题。1689年，通过谈判，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条约由《阿巴哈依图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组成，条约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上游清朝北部与俄国边界的走向，即今天蒙古国与俄罗斯的边界。为了抵制沙俄在北方蒙古地区的扩张，清政府与俄国经两年谈判，1727年9月1日再次签订《中俄不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史学界认为这两个条约是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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