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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边界东段的确立使清东北边疆获得了百余年的相对安宁。沙俄自彼得大帝时起，坚定地实施“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的战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清王朝的衰落，于1854年和1855年两次强行入侵中国内河黑龙江，并于1856年出兵沿江建立堡垒和哨所。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沙俄趁机迫使清政府草签了《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割让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对于这一割地要求清政府并未批准。1860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确认《瑷珲条约》，并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割予俄国。与《尼布楚条约》时期的中国版图相比，《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使中国在中俄边界东段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由《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国东北边界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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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沙俄完成了对中亚哈萨克草原的兼并，逐渐逼近中国西北边疆。1844—1847年，俄国军队先后数次侵入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阿拉套山一带，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画押。与《乾隆内府舆图》确立的清西北疆域相比，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入俄境。1871年7月沙俄趁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4月进军新疆，于1877年12月击溃阿古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在清政府与沙皇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过程中，沙俄胁迫谈判大臣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地区，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割让俄国，并酌改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地区两国边界，此条约未获得清政府批准；在此基础上再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对边界走向略作修改，即俄国将伊犁地区归还中国，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土地划归俄有。《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根据该约中关于修改南、北疆边界的原则规定，于1882—188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上述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斋桑湖以东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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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清朝晚期的边疆问题，不仅限于前述地区，新疆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以及西南地区中印、中缅、中老、中越均存在边界条约，若将香港、澳门的租借期视为一体，这时的中国，无论陆疆还是海疆都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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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邻地区的自然环境，自然构成了与其他文化背景民族接触的障碍，因此历史时期疆域界限虽未设定，但朝廷、地方官员均明白国家辖境以及管辖范围，当地百姓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属。如果说有域无疆时代的帝王没有明确疆域边界的意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确切地讲那时的朝廷不但没有签订边界条约的必要，也不知道和谁签约。清前期北边外兴安岭、漠北喀尔喀蒙古以北进入亚寒带冷寒地区，西边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除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几近荒漠，这样的边境地理环境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除阿尔卑斯山构成地理屏障之外，多数属于平原缓丘，建立在这里的政权难以凭借天然屏障构成疆界，于是各种条约成为必要。经常有文章提及，历史上欧洲某某小国签过多少条约，其实中国帝王并不愚钝，关键在于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必要。有域无疆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从16世纪中叶沙皇伊凡四世执政，俄国才开始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汗国将疆域伸向远东，在大清皇帝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周边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俄国人的步履已经踏上大清帝国的境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从此边界表述形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也丧失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民国时期再次失去漠北蒙古（今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所在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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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是立国之本、民生之根，中国疆域进入有域有疆的历史并不久远，但留给后人的记忆却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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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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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关于疆域问题的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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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是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次境域伸缩与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政治领属空间，因此疆域不仅是渗透多种因素的复杂体，而且疆域理念之下也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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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疆域伸缩的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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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历史时期盛大王朝开疆拓土始终是让论者、听者兴奋的事，但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历史时期多数王朝的版图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开疆拓土的盛期，疆域延伸只是一时的状态，不能代表整个朝代。就说东汉时期的西域，班超投笔从戎、万里封侯是一件为历代传颂且彪炳青史的业绩，但从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到91年为西域都护，加上此后两任继任者，至107年西域都护撤任，共34年，可以将这34年看作东汉政权掌控西域的时期，这一时段在东汉王朝195年的历史中仅占1/6；随着西域都护的撤任，西域再次陷入匈奴人控制之中。再看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这是唐代版图最大的时期。此后随着“安史之乱”爆发，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江河日落，西域先后为回纥、黠戛斯、吐蕃控制，至张义潮收归河西之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几乎不为唐王朝掌控；东北契丹、奚等民族脱离唐王朝，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10世纪初，交州土著势力渐大，且脱离唐王朝统辖自称节度使，938年吴权称王，彻底脱离中原政权。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版图至晚唐时期几乎四边皆失，《新唐书·地理志》记述的安东、安西、日南以及单于府均不为唐王朝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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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节所述，中原政权疆域的不稳定性主要缘于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的力量对比，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背后就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无论农耕民族还是非农耕民族跨越自身熟悉的生存环境均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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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疆域归属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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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元史》中宣政院统领西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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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某某地方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曾指出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藏的归属时间。元朝之前，中原王朝与吐蕃是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内两个并立的政权，因此此前两者之间的所有交往，如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会盟等等，用今天的视角看可以作为两个政权间的政治交往。大元帝国建立之后，西藏正式归属于中原政权，设置总制院（公元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同时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朝廷制定的刑法、历法颁行于西藏；元朝中央在西藏设置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的基础。元朝之后，明、清、民国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沿不替，不仅拥有对西藏的领属，而且继续实行对西藏的管理，那些将西藏归属中原政权的时间提前到元朝之前的说法均没有历史根据（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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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是历史的产物，今天我们看到的疆域现状既不是从来就如此的，也不是一朝一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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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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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是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同样做出贡献。“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包括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人所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的《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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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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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唐书·吐蕃传》载德宗建中四年正月经唐、蕃双方议定，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能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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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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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省吾：《释中国》，王元化主编：《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5—1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