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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北边疆域变化最大，后晋时期失去“燕云十六州”，中原政权北边以白沟——雁门关一线与辽王朝为界。北宋时期北边仍维持这一界限，西边与西夏政权大体沿横山——六盘山一线形成边界。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两个政权基本以秦岭——淮河为界。两宋时期中原政权北边、西边境土大为蹙缩，但非汉民族建立的辽、金乃至于云南大理国却将疆域大幅度扩展，尤其辽、金两个政权的建立者契丹人与女真人，凭借马背生活的优势，向西步入中亚草原，向北走向外兴安岭。蒙元时期疆域再度扩展，元朝统一后的疆域北边越过蒙古、贝加尔湖进入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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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明王朝建立，蒙古人北归草原，明代北疆大致沿阴山南麓至西拉木伦河一线，永乐年间始于北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筑长城，并在沿边地带设置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明初且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设置辽东都司（辽阳），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事务。明朝北部边地在与蒙古人的较量中基本守在农牧交错带的边缘，但在其他几个方向仍保持了优势：明初在西藏设有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青海、川西设朵甘都指挥使司，在拉达克地区（克什米尔）设俄力斯军民元帅府。西北长城外，明前期曾于亦力把里（伊犁）至嘉峪关一带设有哈密卫，采取羁縻统治。洪武年间继承元代西南境土，并设置了六个宣慰司，其辖境伸入今泰国、缅甸、老挝境内，16世纪下半叶西部内缩至迈立开江、萨尔温江一线，南面所剩景栋后入缅甸，明后期车里宣慰司南界与今同，且拥有老挝北部孟乌（今孟乌怒）、乌得（今孟乌再）等小部分地区。[24]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均不注重海洋的经营，明代却留下了显著的业绩，不仅继元代之后继续在澎湖列岛设置巡检司，而且通过郑和下西洋声扬海外，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或为大陆渔民出没的地方，或构成了海疆的界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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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历代疆域变迁，各类政治、军事事件交融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留给后世深刻记忆，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抗衡，为什么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带？也很少有人想到，决定、制约疆域伸缩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之外，还存在地理基础。回顾边地所有政治、军事事件发生地，一个清楚的地理地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降雨量制约着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求雨量的底线，这条界线以东以南地区凭借丰沛的雨量成为农业长期稳定的生产地；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旱，这片深处欧亚大陆腹心的土地，仅在小片绿洲地带可获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大的高原山地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成为畜牧业的基地。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耕作于土地上的农民面对驰骋在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并不具备优势的定居生活却成为守疆固土的法宝，即使在国力最弱的王朝，国家坚守的疆域底线也不是军事要塞与锁钥之地，而是农业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地带——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这条自然界线不为人所见，却以潜在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军事行动。受这一自然力量支配，无论农业民族还是非农业民族，人们的行为空间如同摆钟的钟摆一样，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值作规律性的往返摆动，向左或向右，当动力消失，最后停下来的位置是左右之间的中线——那条横亘在大地上的农牧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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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前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中原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且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了联系。针对西北边疆危机，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必须说明的一个事实是，所有清王朝以前的历史，对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地区都没有持续而稳定的获取，王朝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必须承认，中国人几乎很少意识到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又是一位西方学者——法国人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26]格鲁塞提及班超时代，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在将疆土扩展的目标伸向草原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的，不是汉武、唐宗，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位帝王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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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年降雨400毫米等值线与秦西北边郡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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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域具有同样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继元、明两代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事务，继续保持对西藏的统属。台湾正式纳入中原政权行政区是在康熙朝，1683年清军澎湖海战击败郑氏水师，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初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设立台湾省。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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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疆域均处在有域无疆状态，数千年之内疆土屡有伸缩，也经历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凝聚为一体，到国家掌控范围自黄河流域伸向长江流域，首先完成了农耕区核心地区的政治、文化认同与境土弥合；此后以此为核心将境土向周边扩展，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区在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担着起点与终点的双重角色；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以及青藏高原于大清版图之内。回顾历史，固然左右中国疆域变迁的动力取决于政治、军事，但若从宏观角度观察，其中依循的却是由地理因素控制的环境。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了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同，中原政权缘起于农耕民族，因此首先弥合与延伸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会将疆土拓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疆土扩展中，每逾越一类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地带。正因此，唐代人提及西域，留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而清代乃至于民国时期人们仍然将清初所设十八省称为“本部”，“本部”更多强调的是农业生产环境的共同性；而在十八省之后设置的各省均在农业生产尚未成为主流的地方，新疆远在西域，台湾属于海岛，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也处于尚未进行农业开发的寒荒之地，至于西藏、青海以及乌里雅苏台将军之地更属于非农业生产地区。从《诗经》时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数千年之内多民族的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与头顶上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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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清代晚期的疆界条约与疆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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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晚期，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将西方人的视野与步履引向世界的各个角落，18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业革命则为西方国家带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实力与对全世界资源的渴求，新大陆的占有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利益推动着他们以不寻常的方式叩响了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国门。准确地说，除去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大清帝国的帝王还是国民，面对世界的变化，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随着1840年广州虎门的几声炮响，天还是那片天，脚下的土地却发生了变化，当各类边界条约摆在谈判桌上，中国边疆面临的是割裂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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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晚期正是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远东发展的时候，随着俄国人的步步东进，大清帝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原本分处于欧亚两洲的国家最终相遇了，以“天朝上国”自诩的清帝国第一次面临必须通过签订边界条约保障权益的问题。1689年，通过谈判，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条约由《阿巴哈依图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组成，条约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上游清朝北部与俄国边界的走向，即今天蒙古国与俄罗斯的边界。为了抵制沙俄在北方蒙古地区的扩张，清政府与俄国经两年谈判，1727年9月1日再次签订《中俄不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史学界认为这两个条约是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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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边界东段的确立使清东北边疆获得了百余年的相对安宁。沙俄自彼得大帝时起，坚定地实施“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的战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清王朝的衰落，于1854年和1855年两次强行入侵中国内河黑龙江，并于1856年出兵沿江建立堡垒和哨所。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沙俄趁机迫使清政府草签了《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割让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对于这一割地要求清政府并未批准。1860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确认《瑷珲条约》，并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割予俄国。与《尼布楚条约》时期的中国版图相比，《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使中国在中俄边界东段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由《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国东北边界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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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沙俄完成了对中亚哈萨克草原的兼并，逐渐逼近中国西北边疆。1844—1847年，俄国军队先后数次侵入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阿拉套山一带，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画押。与《乾隆内府舆图》确立的清西北疆域相比，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入俄境。1871年7月沙俄趁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4月进军新疆，于1877年12月击溃阿古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在清政府与沙皇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过程中，沙俄胁迫谈判大臣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地区，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割让俄国，并酌改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地区两国边界，此条约未获得清政府批准；在此基础上再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对边界走向略作修改，即俄国将伊犁地区归还中国，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土地划归俄有。《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根据该约中关于修改南、北疆边界的原则规定，于1882—188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上述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斋桑湖以东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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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清朝晚期的边疆问题，不仅限于前述地区，新疆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以及西南地区中印、中缅、中老、中越均存在边界条约，若将香港、澳门的租借期视为一体，这时的中国，无论陆疆还是海疆都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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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邻地区的自然环境，自然构成了与其他文化背景民族接触的障碍，因此历史时期疆域界限虽未设定，但朝廷、地方官员均明白国家辖境以及管辖范围，当地百姓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属。如果说有域无疆时代的帝王没有明确疆域边界的意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确切地讲那时的朝廷不但没有签订边界条约的必要，也不知道和谁签约。清前期北边外兴安岭、漠北喀尔喀蒙古以北进入亚寒带冷寒地区，西边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除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几近荒漠，这样的边境地理环境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除阿尔卑斯山构成地理屏障之外，多数属于平原缓丘，建立在这里的政权难以凭借天然屏障构成疆界，于是各种条约成为必要。经常有文章提及，历史上欧洲某某小国签过多少条约，其实中国帝王并不愚钝，关键在于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必要。有域无疆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从16世纪中叶沙皇伊凡四世执政，俄国才开始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汗国将疆域伸向远东，在大清皇帝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周边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俄国人的步履已经踏上大清帝国的境土。《中俄尼布楚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从此边界表述形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也丧失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民国时期再次失去漠北蒙古（今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所在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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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是立国之本、民生之根，中国疆域进入有域有疆的历史并不久远，但留给后人的记忆却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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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关于疆域问题的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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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是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次境域伸缩与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政治领属空间，因此疆域不仅是渗透多种因素的复杂体，而且疆域理念之下也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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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疆域伸缩的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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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历史时期盛大王朝开疆拓土始终是让论者、听者兴奋的事，但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历史时期多数王朝的版图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开疆拓土的盛期，疆域延伸只是一时的状态，不能代表整个朝代。就说东汉时期的西域，班超投笔从戎、万里封侯是一件为历代传颂且彪炳青史的业绩，但从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到91年为西域都护，加上此后两任继任者，至107年西域都护撤任，共34年，可以将这34年看作东汉政权掌控西域的时期，这一时段在东汉王朝195年的历史中仅占1/6；随着西域都护的撤任，西域再次陷入匈奴人控制之中。再看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这是唐代版图最大的时期。此后随着“安史之乱”爆发，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江河日落，西域先后为回纥、黠戛斯、吐蕃控制，至张义潮收归河西之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几乎不为唐王朝掌控；东北契丹、奚等民族脱离唐王朝，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10世纪初，交州土著势力渐大，且脱离唐王朝统辖自称节度使，938年吴权称王，彻底脱离中原政权。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版图至晚唐时期几乎四边皆失，《新唐书·地理志》记述的安东、安西、日南以及单于府均不为唐王朝所属。